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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现代化若干问题智库研判会在京召开

2020-03-11



本文来源|东中西部发展智库 (公众号 ID:CRDRI2002 )


当前,全国采取各项措施全力抗击疫情。3 月 8 日,“国家治理现代化若干问题智库研判会”—— 云端会议在京举办。本次会议由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联合主办。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副院长、国家治理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产业转型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法委政法信息中心原主任陈里同志主持会议。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院长朱岩同志、公安大学原校长程琳同志、EMBA 国际联盟理事长徐殿龙同志、中国科学院教授董传仪同志、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同志、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刘徐州同志、原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王惠同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民族发展所研究员胡志越同志、中新智库秘书长万里同志、北京智慧星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青龙同志等国内政商学界的资深专家应邀参加了会议,并先后做主旨发言。
与会专家学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产业结构发展、深化医疗教育改革、提高政府服务能力、突发事件舆情引导、智能和大数据的应用等多个维度深入探讨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动进程,为国家治理提出了很多高屋建瓴的意见。以下为文章精编:(为会议发言顺序)




朱岩:《构建适合产业互联网发展的治理结构》
我们历来坚信,技术是推动时代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和重要生产力。时代的进步还需要构建更加合理的经济模型和社会模型。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目前在产业转型领域开展了三方面的重点研究工作: 一是作为清华智库的一部分 ,对国家产业转型政策进行研究并作为智库机构提供建议; 二是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三是帮助企业进行产业转型和数字化发展方向调整。

今天,围绕着“构建适合产业互联网发展的治理结构”主题,我分享以下观点:


第一,要构建适应新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这次的疫情暴露了我国现有的运营体系存在的系统性错误,根源在于现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不匹配的结果。


第二,在生产关系的转化过程中,智慧人口红利能够带来财富并创造新机会。最复杂的机器是人的大脑,当社会实现平等时,就需要给每一部“机器”创造带来更多价值的机会,这就需要构建一种新的财富创造方式或者叫做价值模型。


第三,治理结构的转变要落实到具体的政策执行和商业模式的创造。适合新的治理结构的相应产业模式我们称之为产业互联网。




陈里:《新冠战“疫”启示:国家治理现代化抓好国民教育刻不容缓》
近期,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全国万众一心,坚守岗位,严防死守,联防联控,群策群力,取得了阶段性胜利。这次战“疫”展现了我国的社会组织能力和社会默契程度,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的赞誉。不过,这场战“疫”中个别人的表现,与一个大国国民应有的国民责任感和行为规范,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如何提高国民素养,是这次战“疫”过后,值得我们思考和重视的一个话题。

一是开展学践一体的素质教育。在大灾大难面前,一个民族的表现如何,绝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硬实力的体现。更多体现出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内在品质。

希望我们的教育部门能够更多的从培养一代高素质公民角度考虑,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和科目,让我们的一代人避免应试教育,得到有效的学践一体的素质教育。

二是强化日常规范的行为教育。人离不开环境,要不断加大日常生活中的道德教育、规范教育,把道德行为规范贯穿于家庭、学校、企业、媒体、民间组织等各类组织及运行的全过程,让国民通过实践体验,培养不断学习的良好习惯,增强国民的社会责任意识。

三是弘扬传统文化的精神教育。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精神与民族品质产生与发展的沃土。要大力弘扬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成果,汲取传统文化营养,更好地践行新时代的责任担当,同时在传承的过程中,发扬国人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新时代内涵。

四是实制度与法律的惩戒教育。制度与法律是规约行为、扬善抑恶、道德教化中不可或缺的刚性力量。要避免由灾难来临时带来的伤害,保障大部分人的合法权益,构建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就必须依靠制度和法律来保障。

多难兴邦。相信这次战“疫”一样会给国人带来更多警醒和思考。只有通过不断反思、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凝心聚力,充分提升国人素质,我们才能战胜任何灾难,提升自我,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程琳:《抗疫启示必须抓住这次机遇,进一步深化医疗卫生和教育系统改革及产业调整》

这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充分展现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优势,也告诉了我们,医疗卫生和教育两大系统必须以公立制和公益性为主,不能以市场化为主,更不能作为产业。

我们国家应该通过这次疫情研究完善解决全民社会医保问题,建立和完善流行性、突发性传染病等公共卫生危机应急处置体制机制,要认真总结这次抗疫的经验教训,医疗卫生系统关于体制等原则性问题不能靠市场竞争去解决,要在党的领导下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优势去解决,用公立制、公益化去解决,看病就医不应产业化。
教育涉及人才培养的重大问题,教育不能私有化、产业化,必须坚持公立制、公益性,教育领域必须明确坚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教育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我们对打胜抗疫战既要充满信心继续努力,又要痛定思痛,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要看到在困难面前也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调整发展机遇,特别是要利用这次机遇抓好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高科技,淘汰低产能等,产业结构的调整我们应该继续坚持:调结构,瞄前沿,抓创新,重实体,兴制造,固基础,补短板,完链条、保需求。




徐殿龙:《以治贪、懒、庸“三治”联动,提高政府服务力》

贪污、懒堕、无能,简称贪、懒、庸,是当前官场三大害。这次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暴露出诸多地方官员不担当、不作为、推诿瞒报等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在疫情期间,全国各级监察机关查处和问责人数近 3000 人。这反映出,在新时代,必须以提升政府服务力为根本的下大力气治理贪腐、不担当、不作为问题,否则平时危害人心,危害风气,一旦有较大的公共事件出现,就会小事变大事,引发系统性的风险。

改变贪、懒、庸现象的措施主要有:
一要加大教育力度 ,努力使公务员队伍成为一支思想作风过硬,胜任本职;
二要“三治”联动,形成系统性管理和惩处机制 ,并加大惩处力度,对犯错误、不合格的公务人员,绝不手软;
三要扩大监管力度 ,特别是加强基层一线群众的监管力度;
四是常抓不懈 ,形成氛围。



董传仪:《从危机管理角度看中小企业抗疫之道》
这场新冠疫情危机,不同于国家法定意义上的突发事件。比如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群体性事件等,大都有可研判的区域性、时间性,对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机制的损害性,也不难评估和结论。但是这场疫情、是一场非常典型的、非常重大的,非常有代表性、警示性的重特大公共危机事件,从最初的发生机理似是而非、原因不明,到蔓延速度之快、影响面积之广,对社会秩序和经济运行的损害程度之大,再到至今还没有对症药物,甚至很有可能成为一种常态,一时半会还难以做出精确评估和结论。我想,这场疫情危机,最大的创伤,还在于对人的心理、精神和人生观、爱情观、事业观、价值观、利益观、发展观的煎熬和磨难。它让我们明白:人生,穷富悲欢、成败得失,还是活着好。活着才是人生第一需求!这能力,那能力,都不如免疫力最给力。面对严峻危机,有人感到是至暗时刻,焦躁不安、忧虑重重,有人会发现空前机遇。

人要活着,企业要活着。然而,中小企业怎样才能活着,怎样活的好一些,怎样活的更有价值,怎样活得更有生命力?怎样增强免疫力?

我将中小企业战疫之道概括为以下五点:

1、疫情初期:不明觉厉。宅、躲、藏,变成学习思考调查研判决策的机会;

2、疫情中期:结合疫情暴露出的市场需求\潜在客户\发展空间,经营规律,个人特长,企业优势,精确定位企业下一步的转型重点,经营规划,学习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应用。

3、疫情后期:抓紧研究利用国家特殊政策,引进人才,顺应科技趋势,让企业插上新型业态的翅膀,尽量改变劳动力密集性产业结构。生产资料虽没变化,但生产力生产关系已转到钱网络上来了·要创建新的经济业态。

4、中小企业生命力:源自于依法依规借势、借智、借平台、借资源,实现融合融通融性化发展。

5、我国的中小企业、量大面广,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没有必要去学那些“恐龙型、大象型、老虎型、狐狸型、熊猫型、兔子型”的企业模式。当今社会,中小企业家必须学会折腾,敢于折腾、善于折腾、不折腾就没有活路。




朱启臻:《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必须尊重乡村规律》

重大疫情像一块试金石,考验着我们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检验社会治理水平。特别是如何拎稳“米袋子”,压实“菜篮子”等民生保障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生活和社会的稳定,格外引发关注。通过“特殊时期”所暴露的问题,有助于思考应该建设什么样的乡村和发展什么的农业。

无论是乡村建设,还是农业组织建设,都要始终坚持一个原则:以农民为主体。什么时候很好地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什么时候社会就和谐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就会提高。如果削弱农民的主体地位,就会极大增加社会的风险。在乡村建设和农业发展过程中必须高度警惕目前广泛存在的排斥农民主体地位的现象。诸如拆老百姓的房子集中居住,让农民远离耕地而无法耕种;流转农民土地给工商资本,把农民变成打工者;强迫农民土地入股搞所谓股份合作社等,都是把主人变成“看客”的行为,遏制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削弱了应对紧急状态的灵活性,是对基层治理能力的极大削弱,蕴含着巨大的社会风险。



刘徐州:《试谈传染病信息发布制度的问题及其完善》

突然袭来的新冠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考出了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重胜利中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决断力、协调力和战斗力,彰显了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打大仗的制度优势,同时,也暴露出相关部门防控意识不强、权限不足、手段缺失、体制不顺、机制不灵等方方面面的短板、漏洞和弱项。

有鉴于此,亟需启动针对《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及相关条例、部门规章的修改完善工作。针对这次新冠疫情暴发、流行早期传染病疫情预警、发布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全面检视相关制度存在的不足,精准解决法律法规适用冲突、衔接不畅、针对性不足、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尽快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王惠:《从新冠肺炎疫情看突发事件危机处置与舆论引导》

2020年1月7日—2月14日,习总书记多次对全国疫情防治做了重要指示,提出了工作要求。其中一个就是要加强舆论引导。

一、从武汉处置新型冠状肺炎舆情中得到的启示:

在处置突发疫情的过程中,武汉屡屡被民众诟病,认为其处置不当,错失黄金期。武汉确实是错失了黄金期,错失的不仅是控制疫情蔓延的黄金期,也错失了舆论引导的黄金期。稍加梳理,八个舆论引导方面的错失值得研究。

二,补短板,强弱项,堵漏洞必须从落实法律法规,加强监督,增强培训的有效性做起。

从新冠肺炎疫情防治的过程中可以看出,领导干部舆论引导能力的强弱,关乎执政能力,更关乎党和政府的形象。近些年,组织、宣传部门和各级党校对领导干部都进行了舆论引导能力的培训。但是,每到出现舆论关注的问题,对外发布信息,引导舆论就成了领导干部的短板,暴露了弱项,造成了舆论失控的漏洞。这是为什么呢?

2 月 14 日,习总书记在防治疫情工作会议上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补短版,堵漏洞,强弱项。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舆论引导这个短板也必须补,漏洞也必须堵,弱项更必须强。要补上短板,强化能力,仅仅靠一般性的授课培训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让各级领导进行各种舆论环境的演练,掌握工作方法,知道面对舆论热点什么时候说?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对谁说、怎么说、说多少?在回应媒体和公众的关切时,也应该请有经验的舆论引导专家进行专业指导。




万里:《从非典到新冠——信息公开与舆情引导》

2020 的开年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在全国引发了恐慌,其来势之凶猛,蔓延之态势,比 2003 年暴发的非典疫情有过之而无不足。

17 年过去了,同样的凶猛的疫情,甚至比非典疫情来得更加迅猛,传播病例人数和死亡人数都超出了非典疫情。而在新闻发布、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方面,却表现出了另一种态势。
首先,从信息公开方面来看。
虽然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比非典疫情来得更加迅猛,传播病例人数和死亡人数都超出了非典疫情,而在新闻发布、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方面,从总体和主流上来看,都得到了国际国内舆论比较充分的理解和肯定。
其次是舆情引导。
纵观此次危机处置过程中,相关职能部门每天定时发布疫情动态通报。各媒体更是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报道各地抗击疫情的消息。邀请专家普及病毒传播途径,如何预防等知识,增强公众防范意识,减缓公众恐慌情绪。
第三是各级政府新闻发布会。
此次抗击疫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多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其发布频次之高和发布内容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对于及时公开信息,回应公众关切,稳定公众情绪,并引导公众开展防疫自助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青龙:《技术赋能治理效能:需加强对认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发展的支持》
目前我们已经步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已经成为时代风口,同时随着国家战略的日益重视,以及数据、技术、知识的不断积累,智能化升级转型已经成为各行业的普遍需求,也是科学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必由之路。
疫情期间,基于智慧星光长期在互联网大数据行业的实践,我们与清华大学应急管理基地合作分析疫情、民情、医情等“五情”走势报告、基层防疫分析报告等分析报告,提供给中央和地方有关政府参考,并且快速设计、开发了疫情态势感知系统、新冠疫情实时舆情看板等,助力各级政府快速通过大数据把握整体态势,从而进行科学决策。
结合疫情期间的有效实践和多年行业经验,个人认为要进一步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必须要进一步发挥认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技术的赋能作用:一是促进治理理念的现代化;二是促进治理体系的科学化、治理方式的智能化;三是做好治理资源的规范管理、开发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