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前，国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全国复产复工也在有条不紊地展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截至北京时间 3 月 24 日上午 10 点，
国内
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81747
例，现有确诊病例
5165
例，治愈人数高达
73299
人。然而，海外疫情呈现迅速扩张的趋势，截至北京时间 3 月 24 日上午 10 点，
海外
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
291976
，累计死亡病例
13101
，治愈人数只有
28433
人。其中，意大利的新冠疫情最为严重，累计确诊病例有
63927
例。
疫情防控进入到了新的阶段，各国都采取了相应的举措来防控新冠疫情的进一步扩散。即便如此，这些防控举措也未能阻挡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巨大冲击力。
如图表1 所示，全球股市应声而跌，通过对比 2008 年金融危机的股市反应，全球经济目前又一次进入到了全面衰退阶段。
数据来源：wind（指数表现均为从高点最大回撤幅度，数据截止到 2020 年 3 月 16 日）
金融市场大幅震荡的背后，其实是市场对全球经济前景的担忧。在老龄化、贫富分化的影响下，全球经济本身就很脆弱，即使没有新冠疫情的冲击，全球经济在今年也难以保持稳定的增长态势。
2020 年 3 月 15 日，美联储再度紧急降息 100bp，把利率水平降至 0-0.25% 之间，正式重启零利率。这是 3 月以来美联储第二次紧急大幅降息，美联储曾在 911 事件和 08 年金融危机时期紧急大幅降息，于是此次降息给市场传递了急于救市的信号。
同时，美联储开始实行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为了支持市场平稳运行，宣布将购买 5000 亿美元的国债和2000亿美元的资产支持证券，以用于支持企业和家庭信贷。其实，美联储自去年末就有一定程度的量化宽松行为，频繁动用回购工具扩表。美联储的总资产规模在 2019 年 8 月大约有 3.8 万亿美元，而目前有接近 4.4 万亿美元。上周美联储已经进行巨量回购操作，向市场紧急投放流动性，而 QE 购买资产的影响远大于回购。美联储发布声明，此次投放流动性是为了缓解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对全球经济活动和金融状况造成的冲击。
美联储此次紧急推出宽松政策，意在改善全球流动性。
2020 年 2 月下旬，全球流动性出现严重紧缩，具体体现在美国企业债市场，外汇市场，全球国债市场以及避险资产黄金的下跌。随后，美联储特意公布了两份文件来支持流动性。美联储与加拿大、英国、日本、瑞士、欧元区央行共同保证美元流动性：下调美元流动性互换协议利率 25BP，并在现有的1周期限外，增加 84 天期限的操作。另外，美联储以贴现窗口提供银行流动性，提供日内信用借贷，支持银行使用资本和流动性缓冲，准备金率降至 0 这四项举措支持居民和企业信贷的行动。
美联储紧急宽松的直接原因是疫情在全球范围的扩散和油价大跌，但也暴露了背后长期的结构性问题。美国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通过长期保持宽松货币政策，促进经济的复苏。与此同时，这一举措导致了企业大幅举债，美国非金融企业债务率从 2008 年金融危机前的 65% 左右上升至 2019 年三季度的 75%。
美国存在局部债务风险。许多企业举债是为了股票回购或开采页岩油，这使得美国债市、股市和油价相挂钩。油价暴跌促使美国企业债下跌，高收益债大幅下跌，引发了企业债务风险的上升。
但就未来而言，美国仍然存在量化宽松空间。美联储的零利率政策有助于稳定企业债市场，防范可能出现的债务与金融危机。此次降息后，美联储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大量化宽松和流动性支持措施。
而美国对疫情的应对措施变得更为严厉。问题的根源在于疫情扩散对经济的供需两端都产生抑制，并造成金融市场流动性紧张，并不是货币政策的失衡，所以量化宽松并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只有疫情扩散得到控制，才能重新释放经济增长动力，从根本上缓解市场悲观预期对股市带来的冲击。美国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为各州提供资金抗击疫情、加快核酸检测和医疗服务。众议院也通过了“家庭优先”新冠肺炎应对法案，将支持新冠肺炎免费检测、提供疫情期间两周带薪病假，扩大食品补助和医疗补助。
欧元区的债务风险需要特别警惕。因为欧洲目前的疫情扩散情况最为严重，其中意大利和西班牙尤为突出。意大利和西班牙开启了全国范围的封闭管理，经济面临停摆。如果私人与民营经济活动暂停，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新冠疫情防控支出以及社会的正常运行将会高度依赖政府举债。
欧元区最为严重的问题是所剩的政策空间严重不足。
欧央行所剩的货币政策工具有限，因为欧元并不具备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并且过去几年里欧元区一直长期处在负利率，欧洲各国也没有降息空间。同时，长期以来欧元区的负利率刺激企业举债，到 2019 年 9 月爱尔兰、法国、西班牙的非金融企业债务率分别接近 200%、155% 和 100%，潜藏着不容小视的债务风险。欧元区的财政也早已欠下大额负债，所剩的财政政策空间极为有限。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的政府债务率都已超过或接近 100%，欧元区国家也没有太多的财政政策空间。近期欧洲部分国家国债利率和企业债利率迅速攀升，欧元区未来的债务风险同样不容乐观。
近年来，我国央行的宽松政策一直保持克制。不同于美国重回零利率、日本和欧洲长期陷入负利率的泥潭，我国过去几年坚持去杠杆的政策，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不搞大水漫灌，给当前的流动性预留了宽松的空间。
2020 年以来，人民银行仅下调政策利率（逆回购、MLF 利率）10BP，通过定向降准、全面降准释放 1.35 万亿长期资金，但公开市场净回笼 170 亿元。反观美联储，今年以来则降息 150BP、定期回购和隔夜回购规模接近 2.7 万亿美元、扩表约 1400 亿美元。尤其是 3 月 16 日美联储降息 100BP 后，我国央行依然维持 MLF 利率在 3.15%。此前，央行一直表示保持货币政策的定力，珍惜现存的的货币政策空间，尽量长地延续正常的货币政策，以服务整个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央行的这一基本方针意味着我国央行不会像美联储等其他央行一样大幅降息。
未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将会保持阶段性宽松。
从疫情进展来看，虽然国内疫情基本得到了控制，但海外疫情仍在迅速扩展当中，境外输入性疫情是否会对国内防疫工作造成负担还需要一段时间来观察。从外部环境看，海外保持零利率的国家越来越多，十年期的中美利差处于近五年内的高位、一年期中美利差位于近两年的高位，可以见得，国内还存在一定的宽松空间。从国内基本面来看，疫情对当前经济的影响较大，1-2 月经济供给端和需求端都较为乏力，但随着复工复产的稳步推进，正常的经济秩序将有望在一个月内逐渐恢复。整体而言，国内将会保持货币政策的定力，在保持流动性充裕的情况下，后续宽松的幅度将主要受到海外疫情扩散情况的影响。
1、我国要保持战略定力，在巩固前期复工成果的基础上，已出台的鼓励消费、扩大投资的政策都需加快落实。
要把受疫情影响暂时冻结的消费释放出来，把在疫情中催生的新型消费培育出来，加快推进新基建投资项目的落地。加强支持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居民消费的时空便利化水平，对低收入人群在经济下行期和疫情期间因物价上涨或收入减少而出现的购买力下降给予直接补助；增加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的投资、投入，近期尤其要着力加大财政对医疗服务方面的投资、投入；大力增加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质量提升方面的投资；营造有利于创新发展的政策环境和体制基础，鼓励企业加大创新方面的投入，全面提升我国的高新技术发展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提高企业创新活动的回报率。
2、针对美联储利率为零，我国可考虑进一步降息、增加流动性，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吸引更多的外国资本流入，但同时需要关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一些问题。
当前货币政策不具备全面宽松条件，货币政策不宜以量为主，可视情况将一年期借贷便利（MLF）利率下调，引导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RP）同步下行，促进贷款实际利率的下降，增加专项再贷款投放力度，拓展抵押补充贷款（PLS）工具的使用范围，适度增加基础货币投放，此外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在国债发行上的协同配合，健全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基准作用，引导市场利率合理下行，加大资本项目开放力度，便利中国居民的跨境资金流动，对冲国际资金即将到来的涌入潮。
3、针对全球贸易萎缩，要积极扩大内需、稳定外需。
扩大内需主要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要聚焦重点领域，优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向，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加快推动建设一批重大项目；要推动服务消费提质扩容，扩大实物商品消费，加快释放新兴消费潜力；稳定外需方面要支持外贸企业抓紧复工生产，鼓励银行加大贸易融资，督促和引导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机构适当扩大分支机构外贸业务方面的授权，充分发挥出口信用保险作用；对确实遇到困难的外贸小微企业，可以在还本付息方面做延期安排，确保资金链不断，能够继续开展外贸业务；督促基层机构和总行机构加强互动，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加强合作，主办银行和代理银行加强合作，解决支付、结算渠道受疫情影响的问题；要积极参与国际协调合作，为对外贸易发展营造良好国际环境；要推动外资大项目落地，实施好外商投资法及配套法规，优化外商投资环境，保护外资合法权益。
4、针对原油大跌、金融市场动荡，我国要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
“三桶油”要抱团出海、统一步调、一致立场进行石油、天然气的集中采购，发挥中国世界第一大原油和天然气进口国的聚集效应、体量优势、规模效应，让美、俄、沙特等能源出口国都来竞争性谈判；对以前签署的进口油气照付不议合同进行复议全面比价从而大幅度砍价，结合疫情不可抗力事件条款降价或者减少高价油气的继续进口；全面推广石油和天然气现货、期货交易，发布权威性的石油、天然气价格中国指数，打造亚洲核心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和世界顶级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
5、强化财政政策的公共风险管理功能。
考虑到对冲疫情影响和稳定经济增长的需要，我国可上调2020年度赤字率，新增国债额度、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和专项债额度，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来优化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的负债结构，引入新品类的专项地方债如抗疫专项债，扩张政策性银行信贷额度和债券发行，以支持抗疫、提振基建投资增速，实行“结构性”宽松减税降费，国有企业向实体经济让利，包括短期减免房租、公用事业费用、以及高速公路通行费，并且加快中长期结构性改革包括公积金制度改革、加快划转国资充实社保、以及降低社保费率等。
王耀羚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金融科技、产业升级、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行研、企业政府战略规划等领域研究。曾参与编写《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产业应用白皮书2018》《人工智能+零售行业研究报告2019》、《人工智能+金融行业研究报告2019》、《金融科技在小微企业信贷中的应用发展研究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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