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经济与中美“竞合”关系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产业转型顾问委员会委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
中美关系无疑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难预测的双边关系之一。如何看未来的中美关系？这不是一篇小短文能回答的，但我觉得我们首先要跳出中美关系，把中美关系放到人类发展的大时局中审视。
互联网的出现以及全球物流的高速发展，改变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径。人类经济社会正在步入一个全新的政经体系。生产方式、交换方式、流通方式、利益分配方式、组织方式、生活方式正发生划时代的变革。这种变革要求改变过去“点状”的经济结构和运转方式，最终形成全球化的“网状”结构和运转方式 – 我谓之为网络经济，这将改变过去的世界秩序和格局。总之，人类的政治、经济、社会正在走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局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政治势力、经济势力、文化势力、军事势力将重组重塑。当然，这个变化过程将是比较漫长的。从历史看，这个变化也可能是很剧烈的，因为这涉及到利益和权力的重新分配。特别要强调的是，这个变化将体现在各种组织间和组织中，无论大小，比如国家间，国家内部、产行业间、产行业中、公司间和公司内部各功能组织。每个人每个组织都要做好准备，都需要改革。人类作为整体，各个国家需要有共存的思想。
因此，中美的大博弈还处于起始阶段。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写入联合国决议，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将被历史所证明。网络经济要求各经济组织或个人之间的关系不只是竞争而是更多的合作，各自发挥各自的专长，和而不同，共生共荣，而不是赢者通吃，这正是中华文化的的精髓，也在很大程度上减小贫富的极度分化。中国的发展道路是正确的。显然，中美两国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不同，能否妥善处理双边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不仅影响中美两国各自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而且将塑造双边关系的发展方向。
习主席讲得很好 – “中美过去和现在都有分歧，将来还会有分歧。关键是管控好分歧” 。为了让新旧间的矛盾、博弈和分歧可控, 除了与美国和欧洲各个阶层、组织(尤其是国际友人、有识之士) 尽量保持沟通交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更需要让美国的广大老百姓了解中国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 （而不是展示中国多么强大）。另一方面，中国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国防，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需要不断的夯实和发展实体经济，并通过一带一路，建立适应新经济的经济体系和国际网络，尤其是资源网络，深挖洞，广积粮，同时尽量和欧洲美国保持密切的经济关系。打造几个平台（比如以昆山为基地），吸引更多的台湾青年人来祖国大陆工作创业。建立起在恶劣情况下的快速应变和运作体系，准备好迎战各种困难和挑战。不管发生什么，全国人民都要团结一致，不能让外人找到内部突破口。为了能更有效地做到这些，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建立一套创新的科学的经济思想理论，因为：
1. 需要改变旧观念和思想，让更多的人认同中国共生共荣的发展观。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是建立在丛林文化的思想价值观上的，用的是“点”的研究方法论，已不能指导人类向更高的文明发展。事实上，这套经济学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解释现在很多经济现象。比如，它不能解释中国过去的经济为什么能这么大规模的快速发展起来。
2. 中国需要继续和不断地深化改革开放。中国很多行业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发展更是参差不齐，尤其是各组织间的内耗特别严重。如何改革，需要有创新的理论引导。中国正在推进国家经济体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如何推进，这不仅需要高瞻远瞩的正确的理念，更需要创新的科学的理论原理和方法论做依托。摸石头过河已经不可行了，甚至是相当危险的。
3. 我们需要新思想和理论来凝聚共识，减少减小分歧、内耗、弯路。
4. 如何更好更有效地通过一带一路，建立适应新经济的经济体系和网络，共生共荣，也需要一套创新的科学的经济思想理论指导。
其实，美国也需要改革。美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基本上是两百多年前设计的，现在已开始过时了，在很多方面已经不适应未来经济的发展， 甚至开始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 两极分化会越来越严重。美国改革的困难程度甚至要超过中国。美国如何改，只有时间才能知道。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产业转型顾问委员会委员，比利时鲁汶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商学院教授，兼任（或曾任）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大学EMBA课程客座教授。主要从事平台经济、网络经济、物流管理、供应链战略与设计、电子商务、生产仓储管理、系统建模与优化、数理统计分析等多领域的教学科研及咨询工作，为多家跨国公司与中国多个城市地方政府提供咨询、培训与顾问服务，多篇论文在国际一流专业期刊上发表，并初步创新了一套《时间-空间与网络经济学》理论，系统性揭示了经济和社会各个要素之间内在本质的时空关系以及在互联网技术环境下科学的组织结构和运作优化原理。
注：文章部分观点发表于中宏网，详细内容可以点击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