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报告还指出，要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数字中国。
当下，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抢抓发展、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机遇，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转型的重要阶段，切实推进“数实深度融合”对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意义深远。
如何以产业互联网推动“数实深度融合”？如何营造数字经济发展的生态、充分释放先进生产力？这既是构建发展新格局的时代之问，也是高质量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课题。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院长、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朱岩受邀参加财新智库《数字时代，请回答！》栏目，并分享了他的思考与回答。
“数实深度融合”的精髓是
追求从“跟跑”到“领跑”的价值跃升
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提到了数字经济，把数字经济、数实融合这些命题推了到一个新高度。
首先想先请您结合报告的相关表述，解读一下“数字经济”“数实融合”的战略意义。
朱岩：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我们的经济“要高质量发展”、要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尤其是要把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面，去促进数实的深度融合。
实际上，“数实深度融合”不算是新提法。在今年 1 月 16 号的《求是》杂志上，习总书记的文章《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中就提到了要“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但是如果把它跟二十大报告里提到的“中国式现代化”放在一起，这个议题就非常重要了。我觉得，二十大报告里面提到的“数实深度融合”，不是简单地将现代数字技术应用到实体经济，而是要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个新命题、新要求融合在一起。
我们现在说的深度融合，是相对于前些年的浅度融合而言的。前几年的融合基本上是跟着技术跑——别人那边出现了局域网，我们跟着做局域网；别人出了 ERP，我们跟着全上 ERP；别人上 OA 我们就跟着做 OA，一直是跟着华尔街和硅谷的信息技术、数字技术跑。这是一个中国追赶先进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习消化别人先进的数字技术，并对我们经济发展产生巨大了影响。
我们花了 40 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这样一个相对浅的融合的工作。必须承认，到今天为止，即便是这种浅度融合，我们跟别人之间的差距还很大。譬如制造业及其他行业的信息化，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没有做到。
华尔街的模式和硅谷的技术，已经无法满足我们对“深度融合”的追寻。“数实融合”显然已被赋予了新内涵。
朱岩：的确是这样。与浅度融合不同的是，深度融合需要去引领融合，不再是别人有 OA、有 ERP，我们就一定要去用这些东西；而要思考的是，在拥有这些数字平台、数字基础设施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实体经济能不能开创出一个让实体经济创造更大价值的新模式来。
结合二十大报告的精髓，我理解的“数实深度融合”，是一个追求从“跟跑”到“并跑”甚至是“领跑”的融合模式。在数字技术发展过程中应该有两条轨道。一条轨道是技术，技术上我们必须要卧薪尝胆，要突破关键卡脖子技术；另外一条轨道是市场，我们要像习总书记讲的那样，结合中国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去做深度融合或者做模式创新，要为人类财富的积累和新的发展空间创造更大的新市场。只有技术和市场这两条轨道并重，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的快车才能真正飞奔起来。二者缺一不可。
数实融合要与模式创新同向而行
实体向数字空间深度扩展是新风向标
您在新作《数字经济：内涵与路径》中反复提到，数实融合要与模式创新同向而行。
朱岩：数实融合方面，其实中国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布局和开篇，现在已经进入了新阶段。稍微技术化一点来说，就是中国现在的数字空间已经逐渐成熟起来了。
这个数字空间原来更多的是零售、社交，现在这个数字空间已经逐渐从消费场所向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活动场所进化，它区别于我们在实体中建设的城市，这种形态可以容纳几亿人、几十亿人在里面聚集和共生。
前些年的数实融合，是数字空间的平台企业想去找实体经济，是数字空间向实体空间的逐渐渗透，是一种流量经济。但当它往实体端深度渗透的时候，就发现原来那套以流量为核心的经营模式不再适用。
因此，必须转换一种新的模式，也就是实体向数字扩展。也可以这么理解：前些年的数实融合是数字向实体扩展，现在的数实深度融合是实体向数字扩展。
朱岩：是的。原来的心态和思维模式下，实体未必见得要去做多大的转变，通常是运营商会主动找过来，看看是不是能用它们的数字技术帮实体做一些工作。
而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实体们已经纷纷意识到数据是一种新的生产资料，在有新的发展模式和新的政策支持的条件下，实体会主动进入到数字空间里面去。
实体经济的体系结构都是以信用为核心的。因此，在实体向数字空间拓展过程中，也必然要求建立以信用为核心的数实深度融合的体系，而不再是被原来少数以流量为核心的企业所左右的。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需要找寻一些基础生产资料的变革、商业模式的变革，以及技术路径的变革，从而找寻中国数字经济的领先性，并且这些变革也可能成为数实深度融合的标杆。
如您所讲，在数实深度融合过程中，原来的“以流量为核心”会转向“以信用为核心”，一些社会资源要素和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
您反复提“数字生产力”、“数字生产关系”、“数据要素化”、“要素数据化”这四个概念。能否解析一下这几个概念的内涵和逻辑关系？
朱岩：我自己的理解是：这四个概念分别是搭建数字经济这座新经济大厦的地基和柱子——地基是数据要素化和要素数据化，要素层面的变化导致数字经济的地基要重新搭建；一根柱子是数字生产力，一跟柱子是数字生产关系，这两根柱子一起支撑起数字经济的大厦。
这两年大家逐渐接受了“数据要素化”的说法。但对“要素数据化”的理解还不够。“要素数据化”意味着，传统的土地、资本、科技、劳动力等等要素有了自己的数据、并且在它们相互融合碰撞之后，导致原有的要素的开发方式、使用方式随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土地要素。在“房住不炒”这个政策不断加码后，整个土地要素的经营如何实现价值最大化？难道说房地产业行业真的就是日薄西山了吗？显然不是。在注入数据要素后，土地和房地产依然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和生产力，回到刚刚提到的数实深度融合话题，房地产行业如何向数字空间拓展，这就涉及到土地要素的数据化，通过开辟土地要素的数字空间，可以建立物理空间+数字空间的新型土地要素开发模式。
资本要素。资本要素的数据化是数实深度融合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资本要素和数据要素具有天然的关联性，资本要素的数据化会极大地改变资本市场，企业上市规则都可能会随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如果每个资产都能在数据穿透后被确认是可信的，公众就能知道某个上市公司的运营风险在哪里，并基于这种新机制及其所产生的公共信用，更加多元、更加理性地参与到企业的投资和经营中去。最近中央多次发文件提“动产金融”，要求做好动产管理。我觉得动产金融是最典型的资本和数据要素融合的一个产物。在没有数据要素的情况下，动产的风险是很难控制的；反之，风险可控了，我们也就能够把动产金融做起来。如果说中国金融理论要寻找到创新点，数字动产金融一定会是个重要突破口。
科技要素。今年是中国实行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方案（2021-2023年）的第二年。我特别希望通过科技要素和数据要素的融合，能够极大地改变中国创新的科技体制机制。我们原有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过于僵化，希望在科技要素和数据要素融合后，能极大地改变目前这种状态。
劳动力要素。劳动力要素在引入数据要素之后，因为有了海量基础数据和大量数字化工具，在劳动力的培养、开发、管理、评价等方面都会有许多新方法，从而能够进一步释放劳动力所带来的价值，我们称之为“智慧人口红利”。劳动力要素和数据要素的融合首先需要优化的是人才评价标准和机制，最大限度地让聪明的人脱颖而出。对于绝大多数的企业来说，他们目前的人才评价标准和机制还停留在工业时代，无法给年轻人提供突破理论最前沿的机会，而这样的人才评价标准和机制显然无法与数字生产力、数字生产关系相适配。
因此，数据要素化和要素数据化将导致要素的运营规则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也就是数字经济大厦的地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接下来我们再看支撑数字经济大厦的两根柱子：数字生产力和数字生产关系。
数字生产力主要是指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中国需要大力发展数字生产力，而且需要发展适合自身国情需要的基础数字生产力，比如中国现在高度重视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都代表中国希望在数字生产力层面取得突破。先进生产力需要跟产业融合在一起，也就是数实技术融合，从而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
真正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不只是技术不够先进，更重要的是生产关系的变革还不够。对于企业而言，往往过于重视生产力，而对自身生产关系的变革重视程度不够。我们现在推行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其实就是数字化生产关系的代表，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每个人在生命周期中对社会的贡献都会有一个公平公正的记录，并且逐步形成一种基于这些数据的制度体系。
中国在顶层设计上的数字化生产关系已经具有了一定的领先性，但是落实到企业内部，未来企业生产关系变革的空间或者说压力是巨大的。
基于数据要素化和要素数据化的地基，通过数字生产力和数字生产关系两根柱子支撑构建的数字经济大厦，将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典型代表。
生产关系的变革历来都比较艰难
企业应该主动御风追赶数字化转型
透过您刚才对这四个概念及其逻辑关系的剖析，感觉“要素数据化”和“数字生产关系”这两个概念化为现实的难度还是蛮大的。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突破的问题，还是一个发展范式的调整和适配的问题。
您判断，这个调整和适配的过程会是比较顺畅吗？大概得多长时间才能够切换到比较理想的状态？
朱岩：生产关系的变革历来都会比较艰难和痛苦。一个企业的组织架构要变了，那就意味着其原有的利益格局要发生根本性变化，要动很多人的奶酪，所以一定会有很大的阻力。因此，企业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既要给压力，也要给动力。
从中央的布局来看，我国大力推进数字人民币的研究、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提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以及 6 月 22 日中央深改委第二十六次会议提出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这些战略布局都在推动整个环境走向要素数据化的道路以及数字生产关系顶层环境的设计。这种大环境将迫使企业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否则企业将面临被市场淘汰的风险，这是给压力。
当然除了压力以外，还要给动力。现在各种新兴市场以及政策都在引领企业找寻更好的发展方向以及追求股东的利益最大化，因此，企业需要抓住这个机会，主动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
既有压力，又给动力，这将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步伐，我认为，2023 年将会是中国实体经济全面做数字化转型的非常重要的一年，2023 年到 2025 年这三年会是非常重要的阶段。
确如您所讲，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政策合围，都已经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氛围。动力与压力固然同在，也即便是胸怀转型的意愿，但真正去迈出那一步的时候，很多企业其实还是存在“不敢转、不会转”的心理障碍的。
您觉得，企业究竟该如何顺势而为，才能跟上这个新潮流呢？
朱岩：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的真正难点在于：它超越了单一企业。数据要素只有流动之中才能创造价值，单个企业守着再多的数据，价值也是有限的。数据只有在产业链、产业生态中流动起来，才能创造新的业态和模式，甚至颠覆原有的产品定义。
单一的企业要做好数字化转型也是有难度的。数字化转型最好的方式是产业集群型转型，或者说是产业链型的转型、产业生态式的转型。所以我一再强调产业链式的、产业集群式的转型依靠的不是某一家企业，而是依靠这个产业集群里边的一家或多家龙头企业一起发挥引领作用。
之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信心做好这件事，是因为无论是央企还是地方国企，往往都是这个产业集群的领导者或龙头企业，这些企业的职责不仅仅是赚钱，还要承担社会责任，他们有义务带领整个产业生态完成数字化转型。
国家有国家的地基，省里有省里的地基，产业生态有产业生态的地基，只有把数字经济的地基做实了，企业才谈得上做好了向数字空间进军的准备。试想一下，如果物联网的采集标准都不统一，企业之间的数据怎么交换？所以一定得由龙头企业或行业协会、或政府部门，来组成一个产业集群和产业生态的数据底座，切实发挥引领和支撑作用。
9 月 19 日，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国际论坛在杭州开幕，习近平总书记专门为论坛发来贺信，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发展的高度重视，以及中国维护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性的决心和诚意。中国的产业链要走向现代化和高级化，其实就是要求中国政府要走向现代化和高级化，也就是要把数据要素注入到运营中，让数据释放价值。对企业而言，一定要意识到这是个新的发展趋势，如果企业不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就可能成为被淘汰的对象。
夯实数字“地基”和“两柱”
三大制造产业可能率先驶入转型快车道
您刚才讲到，单个企业很难实现数字化转型，需要“链状”或“块状”的产业生态去协同发力。
那么您觉得，目前哪些产业生态可能会率先驶入转型的快车道？
朱岩：现在各行各业都面临着数字化转型的压力，也面临着数字化转型的机会。数实融合中，制造业是融合的主体，因此我们主要来看看第二产业中制造业板块的数字化机遇。
第一类是消费类制造的数字化。无论是小米的小家电、还是海尔的智能制造产品，这些企业从产品定义到运营模式，都在相对应的传统企业、传统产品的惯性上做了很多根本性的变革，从而颠覆了传统企业和产品的生存之道。
这些创新企业及其产品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就是在运营中加入了大量的数据要素。我在十年前讲保温杯要提供温度数据的时候，很多企业都觉得不现实，但现在市面上有一半的保温杯都具有这样的性能。将消费品与有价值的数据进行连接，就能为消费端提供做数字消费了。
第二类是汽车的数字化。汽车是制造业最重要的一个板块。眼下造车新势力虽然没有掀起太大的风浪，但是这种汽车作为下一代的数据聚集终端设备，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我觉得用不了三五年，就能看到类似于 iPhone 的 iCar。
汽车数字化对于市场的颠覆性作用，绝不是一个电动车加上几块屏幕的概念，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在移动空间里的数据消费。
第三类是建筑行业的数字化。建筑与数据结合的逻辑，跟土地要素与数据结合的逻辑异曲同工。这个产业所带来的数字化的价值也是巨大的。
消费类制造、汽车、建筑这三个行业都是数以 10 万亿级计的。如果这几个行业率先在数字化转型上取得突破，势必会对衣食住行及整个制造业生态的数字化进程起到极其明显的引领作用。
数实深度融合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大家的衣食住行、涉及到相关数据，也就不可避免的会面临一个数据安全的问题。您怎么看这个现实命题？
首先，从技术上，中国已经具备了保护个人隐私的手段和方法。如果技术倒退十年，如何保证大家的隐私安全还是一个非常大的技术挑战。但现在，与数据隐私与安全的相关技术基础已经具备。
2019 年 10 月 24 号，习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专门强调了区块链的作用，其中重要的六个字就是——建设可信体系。以区块链为代表的可信计算技术，已经成为构建我们的底层数据架构的重要技术。
有了这个技术做支撑，大量的数据就可以从技术机理、数学原理上确保不被泄露和侵犯。如果没有技术的进步，数据要素的安全交易就会很麻烦。
其次，与数据安全相关的立法也在不断完善。从个人信息保护法到数据安全法、再到各地的数据管理条例，对数据资产的规范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通过一系列的立法，进一步规范企业之间的数据交易行为，从而避免出现安全问题、隐私问题。虽然目前还没有数据资产法，但它也是呼之欲出。
第三，数据市场本身也有自我净化的功能。在这个市场中，既有底层的规则，又有国家法律，如果参与主体不按规矩来运行，就只能被淘汰、被出局。
最后，中国在国家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上的投入巨大，各种信创工程，实际上都是在为进一步保护企业走向国际数字经济市场的安全性提供坚实的保障和基础。
提到双碳，我们总是习惯于把它跟数字经济一起谈。您觉得该如何理性地平衡这二者的关系？
朱岩：数字经济对碳的减排有很大的作用。我们原来的生产要素比如说能源、矿石基本上都是含碳比较高的。比如说每产生 1 万块钱的 GDP，工业能耗就随之产生。而数字经济时代，最大的碳排放可能是算力，通过优化设备制造的工艺，能实现大幅降低设备制造碳排的目标。
数据在流转之中产生的增值效应是低碳排的，大力发展数字经济，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和数实融合，是符合我们既要经济发展又要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逻辑，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假设中国到 2060 年实现碳中和目标时经济体量达到 400 万亿，而我们现在还停留在 117 万亿的水平上——新增的两三百万亿去哪里挖潜呢？走之前的工业增加值的老路肯定是不行的。但如果我们用数据增加值的方式去同步实现碳中和目标和经济增长目标，这个构想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