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指出，2023 年是有记录以来极端天气发生最频繁的一年，全球各地都不同程度遭受着因气候变化引发的困境。面对全球气候目标，尽管世界各国在承担气候变化的责任方面尚未达成一致，但全球治理气候变化的决心坚定不移。不仅如此，战争、贫穷、饥饿与不平等这些尖锐的议题还依然存在。从全球角度来看，ESG 作为涵盖环境、社会和企业治理的理念，已成为各国推动可持续发展社会的重要途径和抓手，在各国中都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投入了大量的实践。本文将通过梳理 ESG 发展历程和各国的发展现状，指出 ESG 发展尤其在我国的发展中面临的一些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建议。
ESG是将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治理（Governance）因素纳入企业投资决策与经营的理念和实践。ESG 强调企业不仅要关注财务绩效，还要从环境、社会和治理的角度衡量企业价值，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实践和表现可量化、可比较并可持续改善。
从概念溯源的角度，自 20 世纪下半叶开始，全球范围内就涌现出了生态环境保护、消费者维权、企业社会责任等理论和实践，为 ESG 概念框架的诞生提供了原始理论和现实基础。具体而言，ESG 概念中对于环境和社会议题的关注可以溯及 20 世纪 60、70 年代，当时西方国家在经历工业化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资源、环境和气候方面日益严峻的挑战，这引发了欧美各国的公众环保运动，抵制、抗议企业因过度追求利润而破坏环境的行为。这些运动整体上奠定了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随后，消费者通过选择产品或服务，将劳工保护和环保理念传递给企业，企业出于自身利益也开始考虑关注劳工权益和环保问题。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员工歧视、企业治理财务丑闻、企业造成的外部严重污染等问题不断出现，促使人们开始思考可持续的商业发展模式。在此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投资行为逐渐进入商业活动领域。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社会责任投资的理念在发达资本市场趋于成熟。1997 年，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组织（UNEPFI）发布的《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承诺声明》中，提出了企业要将环境和社会因素纳入运营和战略的建议。2004 年，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EPFI）在其报告《Who Cares Wins》中首次完整提出了 ESG 概念。报告同时指出，将 ESG 理念更好地融入金融分析、资产管理和证券交易将有助于构建更有韧性的投资市场，并推动全球契约原则在商界的实施。2006 年，联合国成立责任投资原则组织（PRI），正式提出 ESG 投资需要遵守六项基本投资原则，推动投资机构在决策中纳入 ESG 考量。2008 年，高盛（GoldmanSachs）基于 ESG 研究框架推出了高盛可持续权益资产组合（GS SUSTAIN）。此后，国际组织和全球知名机构持续深化 ESG 理念并推出相关披露标准、评估方法及投资产品，促进 ESG 理念、原则和标准体系的发展与深化。2015 年之后，随着《巴黎协定》的签署，全球对于气候变化的共识进一步推动了 ESG 的深入发展。2019 年，由苹果、亚马逊、美国航空公司、摩根大通、沃尔玛、百事等 181 位美国顶级公司 CEO 组成的商业圆桌会议发表联合声明，重新定义了公司经营宗旨，将“创造一个美好社会”作为公司的首要任务，而非将“股东利益”作为唯一目标，这一主张也契合了 ESG 所提倡的价值体系。近年来，美国市场 ESG ETF 的发行趋势强劲，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对 ESG 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进一步推动了 ESG 的快速发展。
△ 图1 ESG 国际发展时间轴
ESG 在我国的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从最早的引入到初步发展阶段，再到当前的快速发展阶段，其应用范围和影响力不断扩大。通常认为，ESG 投资理念最早在 2005 年进入我国，当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全球环境基金会联合发布了《环境责任投资准则》，首次提出了对环境和社会责任的投资要求，为我国 ESG 理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我国政府和企业开始逐渐关注 ESG 因素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在政策层面，“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推进经济社会转型，持续加大各项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出台力度。可以说，我国政府在 ESG 方面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虽未冠以“ESG”字样，但与 ESG 理念一脉相承，旨在推动环境、社会与治理协同发展。2016 年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建立绿色金融体系，推广绿色低碳产业，推进能源资源高效利用”，为 ESG 投资提供了宏观指导。在“十四五”规划期间，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并出台了一系列与 ESG 相关的政策。2021 年 7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提出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2021 年 8 月，中国人民银行印发金融行业标准《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系统地阐述了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的原则、形式与内容要求。2021 年 9 月，《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正式发布，作为双碳目标“1+N”政策体系中的“1”，《意见》专门强调了要积极发展绿色金融，揭示了 ESG 投资和绿色金融发展在双碳目标实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在企业层面，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关注 ESG 因素对自身发展和投资价值的影响。一些企业开始关注并重视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的表现，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并将其纳入战略规划和业务管理流程。同时，ESG 投资也呈现出了快速的发展趋势，ESG 投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ESG 投资政策也得到逐渐完善。我国上市公司也开始关注 ESG 因素对自身发展和投资价值的影响，增强了 ESG 内化体系的建设以及信息披露的水平。此外，银保监会也在发布的相关指引中表示，银行保险机构要将环境、社会和治理要求纳入业务管理流程和风险管理体系，持续完善相关政策制度和流程管理。2023 年 5 月，ESG 治理体系建设被正式提上日程。国务院国资委在新发《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中提出，要建立健全 ESG 体系，要求中央企业集团公司统筹推动上市公司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逐步释放出了我国对于企业 ESG 监管力度不断加强的信号。
▽ 表1 我国ESG相关政策内容
ESG 评价体系是整个 ESG 生态系统的关键环节以及政策落实的重要抓手。一方面，通过 ESG 评价体系的指标设置能够反馈对 ESG 理念和政策的理解；另一方面，投资者和监督者也能够以此为参考，掌握企业的 ESG 表现。对于企业来说，基于 ESG 指标的改善能够作为企业对标管理的有力手段。目前主流评级机构采取的 ESG 评级主维度基本一致，即以环境（E）、社会（S）、治理（G）作为一级指标，而在子维度以及各自的指标设置方面，机构间存在较大差异，最终导致不同机构对同一个企业的评级结果千差万别。
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通常有这样几个：第一，由于各评级机构采用不同的指标框架体系，对各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在此情况下，同一公司可能会获得截然不同的评级表现；第二，ESG 评级的差异可能源于底层数据的缺失或质量不高，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评级机构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方式，例如零值法、替代法或模拟法等，造成了结果表现的差异，不仅如此，许多评级机构还会选取非披露数据源，如一些行政处罚和舆情数据，不同机构在运用这类数据时也存在很大的差异；第三，上市公司的披露方式、遵循的 ESG 披露准则不同，导致信息覆盖面区别较大，从而放大了指标差异带来的评级差异。
在某些情况下，公众和企业可能对 ESG 评价的标准有不同的理解和认同。对于同一企业，一些人可能更关注其环境保护方面的表现，而另一些人可能更关注其社会责任感。这种不同的关注点可能导致评价结果存在差异。当 ESG 评价结果与企业自我认知不一致时，企业可能会进行反驳或解释，从而影响公众对评价结果的认同。
一个最典型案例，马斯克曾多次在媒体上公开质疑 ESG 的科学性，因为特斯拉作为新能源汽车生产商，从一般意义上理解，企业在环境和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具有绝对优势，然而某些评级机构给予特斯拉的 ESG 评分远低于从事烟草生产的企业。又如 Alphabet 和脸书公司，在用户隐私问题上存在很大争议，却受到 ESG 基金公司重仓。从这个角度讲，ESG 评级尽管有出于专业角度的考量，但从一般公众的理解上，仍有许多困惑，这也引发了公众对于 ESG 评级科学性以及真实性方面的质疑。ESG 投资和评级旨在引导投资者关注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道德影响，从而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然而，如果 ESG 评级的结果与公司的实际业务表现存在偏差抑或与公众的期望偏离较远，将可能对投资者产生误导，进而影响 ESG 理念的推广和发展。
从国内外整体 ESG 信息披露情况来看，国外如欧盟、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等发达经济体，无论从信息披露全面性、强制性、质量要求以及政策监管的力度方面，都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 ESG 信息披露框架。从发展趋势上讲，整体呈现出信息披露由自愿性向强制性过渡、信息披露内容由单一性向全面性过渡、披露主体范围由大型企业向全部企业过渡、披露内容格式由自主向统一过渡的趋势。
然而在目前的政策体制下，国内外的企业在信息披露方面仍有着不同程度的自由度，公司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决定企业是否披露以及如何披露信息，这就导致了仍然存在部分企业为了短期利益或者迎合市场口味，不真实地或者有所选择的报告 ESG 信息的可能性，进而影响 ESG 的评分表现，对投资者造成误导。这种情况比较极端的结果就是企业的“漂绿”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投资者的权益，并可能对整个 ESG 投资领域产生负面影响。
目前，企业进行 ESG 相关投入的驱动力往往来自于政策、投资者以及市场等方面的外部环境影响和推动力，企业自身对于 ESG 因素在业务中的地位和价值的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内在动力不足。究其原因，为了实现 ESG 相关目标，企业需要进行额外的投资用于相关指标的提升，而短期内 ESG 投资与收益提升的关联并不显著，甚至于降低。虽然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 ESG 因素与财务表现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但是 ESG 投资的长期效益可能不如短期财务指标那样明确，因此部分企业缺乏内驱力进行 ESG 投资的情况确实存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 ESG 积极健康发展。
信息披露是 ESG 生态体系正常运转的关键环节，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然而，受到政策强制约束力不足、企业内驱力不强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企业 ESG 信息披露的主体范围相对较小，披露内容也较为单一，信息披露质量参差不齐，直接影响了 ESG 价值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为此，我们建议首先应通过政策约束加强信息披露的强制力，通过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要求企业必须披露 ESG 信息，并对其披露行为进行监管，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和可信度。其次，要构建适合我国企业、充分体现行业特征的信息披露体系，在制定信息披露体系时，应充分考虑不同行业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建立有针对性的披露标准和规范，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和针对性，更好地反映企业的实际情况。最后，要强化监管体系，对信息披露报告建立第三方审计的要求，确保所有公开的 ESG 信息经过第三方审计机构的审核和验证，以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和公正性。此举也有利于逐步提升机构信心并增强公众对于企业 ESG 表现的信任。
目前，国际上主要评级机构对于 ESG 评价的关键议题存在不同的理解和关注重点，这导致了在构建 ESG 评价体系、选择数据来源和评分方式上的多样化。比如 MSCI 设计了一个三级指标体系，依据公开信息对企业关键指标进行 0-10 的评分，并根据指标对行业的影响程度赋予相应的权重，最终得出企业的综合 ESG 评价。而 Sustainalytics 的评级体系依赖于一个由近 200 名专家组成的团队进行评分，并建立了争议问题评估系统，实时识别和监控公司涉及的 ESG 相关问题和事件，按照严重程度分为 5 个等级。汤森路透的评级体系则融合了上述两种体系的特色。然而，尽管每个评级机构都有自己的评价方法和框架，但这些方法和框架的透明度并不高。投资者很难了解评级结果的详细计算过程和依据，这使得投资者难以准确区分公司 ESG 表现的优劣。为了消除这种影响，建立一套全球统一的评价体系标准是最理想的方案，但短期内该方案实现难度较大。为了减少 ESG 评级体系的差异性，我们建议提高评级方法和数据的透明度。通过公开评级方法和数据来源，能够很大程度增加投资者对评级结果的理解和信任。
目前我国，企业、机构和社会公众对 ESG 认知的水平整体上还相对较低。大多数人并不知道 ESG 的概念，抑或对其具体内涵的理解并不深入，往往只停留在表面的概念上，尤其是很多人将 ESG 与绿色低碳简单地划等号，这也直接导致了“马斯克怒斥 ESG 是魔鬼”这种观点的出现。然而，我们需要认识到 ESG 不仅仅是关于环保，而是一个涵盖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三个维度的综合概念。其中，社会维度关注的是如何提高社会福祉、保障公众权益，而公司治理维度则注重如何提高公司的透明度、责任感和道德标准。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一方面需要国家通过制定相关法律和政策来推动 ESG 理念的发展和普及，强化 ESG 的价值引导。另一方面各类媒体、教育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也应积极参与到 ESG 的普及教育中来，通过各种渠道向公众传递 ESG 的价值观念，提升公众对 ESG 认知的全面性，促进 ESG 的价值传导。
充分重视数字技术的应用，将企业数字化水平纳入评级体系
在数字经济日益繁荣的背景下，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和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与应用为增强企业 ESG 实践能力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手段，成为推动企业 ESG 发展的重要技术力量。从企业角度，这些数字技术的运用，可以从多个方面提升企业的 ESG 表现以及增加企业价值。已有诸多学者针对企业数字化、企业 ESG 表现与企业价值方面的关系方面做出了大量研究，结果均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 ESG 表现有明显提升作用，并有效彰显企业价值。
首先，数字技术可以提升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通过运用区块链技术，企业可以更好地收集、整理和披露 ESG 相关信息，提高信息披露的真实性、透明度和准确性。其次，数字技术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 ESG 风险识别能力和 ESG 应答的水平，比如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可以帮助企业实时监测环境数据，快速响应并处理环境事件，确保企业可以及时有效地采取应对措施，降低潜在风险对企业的影响。同时，数字技术也可以提升企业的治理水平，帮助企业更快速地响应和适应市场变化，提高企业的应变能力和竞争力。此外，数字技术也为市场监管提供了更有效的工具和抓手，提升监管水平。例如，通过运用区块链技术，可以建立更加透明、可信的监管机制，提高监管效率和效果。从金融机构角度，数字化能够帮助机构更准确地评估企业的 ESG 风险，将 ESG 更有效地用于投资决策中。从第三方机构的角度，数字技术可以降低信息获取难度，提高信息透明度，从而更好地推动 ESG 生态体系的发展。
尽管数字技术在 ESG 整个生态框架中的应用仍处于初级阶段，尚未形成成熟体系，但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研究的逐步深入，我们应进一步从数字化深化绿色金融、畅通供应链、优化企业管理、破解 ESG 信息披露难题等多个角度，剖析数字化促进 ESG 体系建设的机制与路径，进而增加企业 ESG 价值，提升产业整体发展质量的机制。不仅如此，我们还应当强化企业数字化的重要意义，并考虑将数字化水平纳入评级体系，量化企业数字化在 ESG 方面的价值体现，从整个价值生态探索数字技术在 ESG 领域的应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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