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坤：疫情后“绿色经济复苏”要以低碳为导向

疫情是突发性全球公共危机，气候变化是长期更深层次地球生态危机。疫情后实现“绿色经济复苏”已成为世界广泛共识，应对气候变化将成为大国关注和博弈的重要领域。

为呼应 1.5℃ 温升控制目标，越来越多国家和城市提出 2050 年实现碳中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日益紧迫，将倒逼先进能源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重塑能源产业链业态和竞争格局。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新经济增长点。新能源基础设施单位生产能量投资和就业强度比传统能源高 1.5—3 倍，全球低碳技术每年可拉动 1—2 万亿美元投资，创造 1500—2000 万工作岗位。我国若要在 2050 年实现近零排放深度脱碳目标，2020—2050 年低碳能源基础设施投资约需 100 亿元。

我国在疫情之后也要坚持绿色复苏、低碳转型的政策导向，推进高质量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赢。为尽快实现碳中和的长期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要进行规划和超前部署。

建议“十四五”强化节能和减排二氧化碳各项指标和措施，推进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和二氧化碳减排国家自主贡献的“双达标”。“十四五”规划要与 2030 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相衔接，确定积极有力度的节能、减碳指标。

具体来看，一是要形成促进能源和经济转型的倒逼机制。GDP 的二氧化碳强度下降指标不应低于“十三五”，2025 年非化石能源比重应接近或达到 20%。

二是以节能减碳为着力点，以推进二氧化碳排放达峰为导向，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业部门特别是高耗能原材料部门二氧化碳排放率先达峰。沿海经济较发达省市或地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率先达峰。

三是严格控制煤炭消费量反弹，“十四五”末期煤炭消费要努力实现零增长或负增长，为“十五五”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奠定基础。

四是建立和发展碳价机制，加速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行业覆盖范围从发电行业启动，尽快扩展到石化、化工、钢铁等高耗能行业。

五是深化能源价格体系改革，完善支撑能源低碳化变革的财税金融政策体系和政府规制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