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剑：以科学体系工程驱动经济发展双循环｜《产业转型研究》专刊报道

导 读

本文为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产业学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实践教授、清大数字首席科学家蔡剑发表于《产业转型研究》专刊 2021 年 第 9 期总第 325 期的文章，特此分享，以飨读者。

以科学体系工程驱动经济发展双循环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产业学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实践教授、清大数字首席科学家

中国价值的发展模式需要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稳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要实现双循环新格局，必须将经济体量做大，在控制通货膨胀率的前提下让国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国民收入提高一方面靠工资收入增加，一方面靠投资收入增加。服务业的工资收入相对传统制造业高，因此应优先发展服务业，尤其是人才密集型高端服务业。科技创新产业相对传统制造业具有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因此应加快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尤其是面向国内市场需求的新兴产业。因此，形成双循环新格局的关键是以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转型。

当前多轮全球疫情引发政治动荡与经济危机，世界产业价值链的断裂风险加剧，以美元霸权为中心的全球货币金融和贸易格局面临剧变，中国经济内外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建立双循环新格局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日益突出。特别需要重视的是中国过去高速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受到双重阻力影响：一方面过去依靠国际市场需求与美元外资来驱动国内经济发展的旧动力正在快速消退，另一方面新的提升国内市场需求与科技产业创新的新动力尚未完全形成。如果错失经济转型的关键机遇，那么失去国际比较优势的产业链被切断，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体系被拆解，金融和资本市场监管机制出现体系性失效。这些问题无疑会阻碍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的跃升。

造成中国产业升级转型双重阻力的因素存在于多个维度，从空间维度有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从时间维度有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从机制维度有表层因素和深层因素。外部因素主要有严重的疫情引起国际金融和贸易市场的震荡，同时美国全方位实施制约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战略，降低中国获得先进技术的可能性，减弱产业持续动力。内部因素主要有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不平衡、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教育体系的改革滞后。短期因素主要有受疫情影响国际市场需求降低引发失业，以及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债务风险加剧。长期因素主要有持续存在的以美元为基准的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逆全球化思想。表层因素主要有以美国政府为主导的力量对中国加征关税以及对中国高科技的封锁和限制。深层因素主要有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价值体系的冲突与全球治理机制的失衡。这些多种不确定因素相互交织作用引发了全球范围的社会经济问题，不同价值观与不同阶层的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此起彼伏，国际国内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合作模式都出现了结构性变化。

加速形成双循环经济格局，重点在成功突破这双重阻力，消除阻碍新动力形成的体制和文化障碍，建立强大的创新驱动的社会经济发展体系。突破双重阻力首先要清晰判断当前形势并理解造成这些基本差异的原因，洞察双循环新格局的机制。在经济发展历程中，每一次经济衰退都是需要学习的，因为每一次衰退都各不相同，并且发生在一个大部分结构都未知的经济中。面对双循环格局形成过程中的新问题，旧经济结构中行之有效的策略在新的现实中可能会失效，甚至反而会加剧双重阻力的增加和作用。双循环新格局的形成本质是经济系统的进化升级。一个经济系统的产业格局是由于其竞争优势与市场环境所形成的，而这两者受到经济制度和政策的调控。在双循环格局形成过程中，新旧经济结构的基本差异决定着不同战略选择的效果差异。

在产业方面，旧的出口型经济中的产业以商品制造和加工为主；新的双循环经济中的产业包括科技、金融、服务业、工业、农业在内的全产业。在竞争优势方面，旧的出口型经济中的商品贸易基于价格优势，主要受到资源成本与货币汇率的重要影响；新的双循环经济中各产业的价格机制被资源禀赋、技术、劳动力价格、资本回报率、产业垄断性等复杂因素交织影响。在经济调控方面，旧的出口型经济中的波动会受到贸易战和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中国采取被动干预政策而且受到限制；新的双循环经济中的波动受到国际和国内双向影响，中国能够采取主动预防调控政策。

双循环格局的经济结构将价值流转由外生动力为主转变为由内外协同动力为主。协同动力的产生要靠创新引擎产业。纵观世界历次经济增长，必有率先发力的产业担任创新引擎向前冲，能够将创新效应传导到其他产业，具有明显的增长效果。上个世纪初中英国的纺织业，美国的铁路钢铁产业，德国的化工产业等都是当时的创新引擎产业。后来美国的半导体产业、日本的汽车产业也都曾是创新引擎产业。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美国成功地将其军事研发的信息网络技术开放商用，信息通信技术与互联网产业作为创新引擎产业驱动了全球经济发展。当今世界，信息科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等领域都产生了百年一遇的科学范式革命。量子计算、人工智能、脑机协作、智慧传感、新材料芯片、生命工程等技术领域正在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价值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推动数字经济，新一轮的创新引擎产业蓄势待发，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作为双循环核心驱动力的创新引擎产业是一个跨学科、跨领域、跨层次且需要大量科技资源集成和多组织协作的复杂系统。创新引擎产业的建设要靠一系列的重大科学体系工程。陆军院士提出科学体系工程的思想并在创新引擎产业领域深入实践。科学体系工程是立足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集多领域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于一体的综合性重大科学工程项目。科学体系工程是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协同创新，是发展双循环的核心驱动力。科学体系工程不只是国家主导的大工程、大项目，更包括科技体系、产业体系、制度体系，并延展到社会经济系统的“全系统”。科学体系工程将基础研究、工程科技和产业创新进行系统有机组合。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工程科技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发动机，是产业革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有力杠杆。科学工程是科学、技术、工程的一体化，不仅包括科学技术化、科学工程化，还涵盖技术科学化、工程科学化、管理科学化。产业创新贯穿全产业链的科学理论探索、关键技术突破、核心产品研发、投融资、营销服务等环节。

科学体系工程是经济发展新动力的基础引擎。关于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当前经济学界有不同学派的争辩，主要的学派或主张市场自发需求驱动，或主张政府产业政策驱动，还有主张企业家精神驱动。不同主张都有其各自理论依据和认识来源，最大的差异和分歧来自于对“人”的基本假设。在重大战略决策之中，各种观点常常争鸣竞争，难以形成共识。

市场自发需求驱动的观点相信经济中“看不见的手”会让市场自发形成最优的均衡。如果政策制定者不重视公众的反应对政府政策效力的影响，政策的目标不仅实现不了，而且有时还会引发政府事先无法预料，事后又难以控制的局面发生。有代表性的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理性预期革命”，这种观点认为作为“理性人”的消费者和企业使许多信息对其有用，他们不仅是宏观经济政策的调节对象，而且也以自己的理性预期的经济行为积极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这种观点认为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政府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因而不仅存在“市场失灵”，也存在“政府失灵”。

政府产业政策驱动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中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增加投资，刺激经济，弥补私人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实现充分就业，消除产生失业与危机的基础。作为内嵌于法律制度安排中的“制度人”，企业和个人的行为势必受到经济结构的作用。发达国家货币主义的主旨是如果央行对货币供给实施严密的管控，通货膨胀可能难以走得很高。如果高通胀已显现，为了使其回落，必须恢复对货币供给的控制。国家除控制货币供应量外，不应干预经济生活。与此不同的，中国的新结构经济学以一个经济体动态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为切入点，来研究决定此经济体生产力水平的产业和技术以及交易费用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等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新结构经济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应从其自身要素禀赋结构出发，发展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企业家精神驱动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中企业家通过新的生产要素的组合打破市场均衡而增加资本需求，企业家精神引领创新并为经济增长做出实质贡献。由“企业人”构成的企业，其核心就是创新。企业家精神让企业和机构有组织、有目的、系统化地开展创新工作。企业投资决定于投资者的精神状态，即其对于投资的未来的利润率的预期。因此，企业家活力、商业信心、投资者集团的群体心理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发展中企业家精神驱动了产业的重大进步和经济的增长。

在现实经济中，多种力量竞合平衡，没有一种经济驱动力能够像理论假设的那样完全发挥作用，市场需求驱动受到细分市场差别和交易成本的阻力，政府政策驱动受到地方保护的阻力，企业家精神驱动受到创新风险和行业垄断的阻力。研究不同经济学认知观点时，人们不难发现一个基本事实：所谓“理性人、制度人、企业人”皆是人在现实中的不同子系统和特定角度的投影，在整体系统中每个人都是在现实中学习和发展的“社会人”。如果脱离整体系统和社会人本质，仅以局部的和片面的驱动方式推进经济，势必导致不同利益主体的矛盾，激发不同观念的冲突，陷入到纠缠的意识形态争论中，增加产业经济体系中的协同代价，更难以高效地建立创新引擎产业。

经济体的存在基础是由社会人以及社会关系形成的分工合作与价值交换。在相当水平的技术和资源情况下，一个经济体效率的真正源泉在于人的作用的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道德力量的作用不可忽视。在道德力量作用下，人的作用充分发挥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了，效率将会大大提高。道德力量来自科学求真，仁爱向善，自然大美。以科学实现美好生活是源自人本心的内在创造驱动力。科学体系工程能够将这种创造驱动力聚合起来，汇集成发展的强大动能。二战后期美国曼哈顿计划能够成功需要超越商业利益、超越学科边界、超越政治派别的力量，不仅有科学家爱因斯坦、政治家罗斯福、工程领军者奥本海默等领导者的功劳，更离不开数十万为了战胜法西斯而团结努力的科技产业人才。中国载人航天、预警机、北斗卫星等重大创新的成功是秉承探索科学造福人类的精神，汇集科学技术、政治经济、工程建设、军事国防各方力量方能成功，充分体现了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优越性。这些进步都不是单从市场需求、政府制度或企业经营能够驱动的，而是科学体系工程驱动的。

科学体系工程将建立产业的公共基准，研发产业技术的工业母机，实现产业系统管理和控制的工业软件，这个产业体系“铁三角”相互联接支撑。特别是工业软件所实现的品质和测试系统是评价公共基准和设施平台性能的产品体系。工业母机是科学体系工程的工业制造基础设施。公共基准与工业母机的建设将改变产业核心竞争力和知识产权受制于人的局面，有利于形成创新引擎产业亟须的系统知识产权开发与保障体系，引领关键产业生态向高价值领域转移。

△中国工程院陆军院士团队以科学体系工程方法创新的自主可控的“天工量子计算机”

科学体系工程解决的是与人类美好生活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以新科学原理为基础，以新产品服务为载体，创造真实世界的价值。科学体系工程的成功需要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因素，消除不利于创新的消极性和欺骗性的因素。科学体系工程源自前沿科学发现与科学范式变革，发掘科技纵深层面和突破人类认知边界，向更高维度提升社会文明。

科学体系工程是双循环核心驱动力，经济社会管理是双循环关键控制力，二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设计和实施科学体系工程要从实际出发，以整体思维把握中国经济、产业、企业各层面系统的现实特征，充分估计在建设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情况变化。

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市场化过程中经济不均衡。古典经济学理性人的假设并不符合社会现实情况，人们当下并不能准确预见未来社会才出现的知识和技术。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非均衡经济是常态，在疫情大流行中更是如此。人们在行动中形成预期时，面对着相互纠缠的复杂决策，不仅要预测工资或价格直接相关的外生或前定因素，而且还要预测其他行动者的行为会怎样影响工资或价格。因此由大众心理所决定的市场价值缺乏强有力的信赖基础来使它得以保持稳定。特别是在疫情大流行的非正常时期，市场会为过分悲观情绪或盲目乐观情绪的浪潮所支配。而这种情绪又极容易被广泛快速传播的数字媒体放大，进一步扩大了经济波动。

中国产业主要特征是法治化过程中信任成本高。产业分布失衡，发达地区的产业已经进入到服务贸易网络化与数字化阶段，而偏远地区的产业尚在低质量高能耗阶段。内循环的生产和服务的决策由分散化的厂商完成，消费和工作的决策由分散化的家庭和个人完成，不同地方产业经济越发难以协调。这些因素导致市场波动影响加快与政府调控见效滞后的矛盾。产业转型发展亟待加快法治化进程，特别是数字经济、知识产权、金融投资等新领域。新技术与新领域缺乏标准规则的时候，产业中各种力量相互竞争，消费者难以辨别判断真伪，信任成本过高，这又增加了道德危机与逆向选择问题。

中国企业的主要特征是不确定过程中经营效率低。卫生危机、金融危机、政策调整、技术变革都会引起商业信用的波动。商业或金融信念的大幅改变有时会干扰资产的估值，其结果是劳动力市场将逐渐无法做出迅速可靠的调整，以至于不能维持就业的正常数量，这种不及时的调整不仅由于工资决定机制的低效率，即使工资机制是充分灵活的，而是由于市场中的参与者无法了解商业或金融信念的每次改变，也无法了解这些改变所需要的工资调整规模。企业和员工难以做出符合最优资源配置的决策，经营效率低，国有企业自生能力不足，中小企业投资回报率偏低。

从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的阶段性现实出发，科学体系工程不但要开发支撑创新引擎产业的原创性和基础性的科学技术，而且要能把握住科技创新机制和经济运行规律。科学体系工程实施中要创造性地解决中国经济体系当中的关键问题，特别是解决经济体系转型迫切需求与创新驱动不足的矛盾。为了应对经济系统与产业组织中的不确定性，科学体系工程要特别注重对基础科学和关键技术的战略定位，对国际国内产业组织生态的深入调研，对多层次多领域市场需求的精准分析。

科学体系工程既是创新科学技术构建，也是创新产业组织构建，更是社会价值系统构建。国家和社会在投资一项科学体系工程时不仅以科学先进性或投资回报率为考量，更要判断其是否有利于人的生命健康，有利于经济繁荣，有利于提升产业效能，有利于降低企业成本。高价值科学体系工程是造福社会的百年工程、千年大计，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未来的评价。

科学体系工程的组织者应当具有科学技术的公共资信，其设计主体、工程主体、市场主体、监管主体汇聚了国家和社会多种所有制组织，需要一整套的制度、契约、规范、流程来降低交易成本和协同代价，这就需要体制机制改革的配合。科学体系工程一方面要避免政府片面追求政绩而不顾自身条件盲目蛮干，一方面要防止企业为拉抬市值不顾科学规律而乱干。科学体系工程项目必须具备关键技术、市场需求、政府支撑、产业协同，否则不但创新引擎产业难以成功，而且增加了负债累累、人去楼空的风险。

科学体系是包括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社会科学的整体科学体系。科学体系工程的实施依靠强大的科技资本、人才资本、金融资本支撑。在科技资本方面，科学体系工程不仅要有基础性的科学技术重大突破，而且要有源头科学发现能力，深度产业技术积累和广度产业网络集聚。科学发现与真理探索不但需要科学方法，更需要科学哲学和思维科学的引导，尤其是科学批判思维和系统设计思维。科学体系工程的管理者必须能够清晰界定和评价公共知识产权、产业共性标准、企业专利技术、个人发明作品，形成高效的技术流通与合作机制。

人才资本方面，科学体系工程需要思想家、科学家、企业家、政治家、教育家多方面人才的协同创新合作，带领跨领域的产业人才建立强大的产业组织体系。科学体系工程对产业创新人才开发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科学体系工程要能够激发人才的奋斗精神，发挥人才的创新能力，建立科技创新型组织的绩效管理体系、股权激励体系、人才培养体系。科学体系工程对教育改革与人才制度提出了紧迫要求。中国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应加快机制改革，从过去以英文发表论文为首要目标转变为探索真理、解决问题、创造新知、教学育人为本职。

中国经济经过四十年的高速发展，经济体系变革与产业转型升级都到了关键阶段。特别是在全球疫情大流行和经济危机四伏的环境下，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抉择和实践方法至关重要。过去的西方经济管理理论越来越难以解释和指导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新的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正在从科学实践探索中形成。评价一个经济体系的优劣不能简单以货币财富占有总量来衡量，而应以实现人民美好生活为核心价值。这一思想得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认同，对中国学界这是难得的理论创新机遇，对中国业界这是大好的创新创业机遇。

中国经济正在不断建设新产业基础，形成新竞争优势，完善新调控机制。在双循环新格局中，科学体系工程发挥着核心驱动作用。建设科学体系工程需要我们付出艰苦的努力，以突破各方面的阻力，完成从科学高峰到产业高地的阶跃。科学界、管理界、产业界、工程界等应加快凝聚共识，从实际出发协同创新，共同构建科学体系工程，实现新时代的中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