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与数字文娱之三：在线教育是新产业革命的人才摇篮

文/林天强  孙卓夫

1、新冠疫情对教育的冲击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全国各地中小学和高等学校春季开学延期，线下教育机构被迫全部暂停，线上教学成为“停课不停学”的唯一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在线教育市场迅速扩大，在线教育企业逆势发展，互联网巨头们也纷纷布局在线教育行业。今年春节，学生学习类 APP 的平均日活增幅为 100.05%。[2]

疫情过后，预计大部分用户将回归线下，但一部分用户依然会选择线上教育方式，线下教育机构也将更加重视线上教育，将其作为线下教学的补充和招生获客的引流手段。根据对全国 31 个省市 2000 多家机构的调研显示，53% 的机构表示疫情结束后会调整教学模式为线上线下融合模式。[3] 秦学教育、金博教育、四季教育等区域龙头机构已明确未来将推出本地化网校的单独业务板块，字节跳动、作业帮等互联网巨头也在利用线上教育模式，向线下教育市场布局。

2、在线教育发展的长短板

据权威部门统计，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及用户规模增长迅猛，2019 年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达到 4041 亿元，2020 年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将达 4538 亿元；用户方面，2019 年中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到 2.61 亿人，2020 年中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将达 3.09 亿人。

但在线教育在提供便捷教学的同时，其本身固有的问题也依然存在，比如老师和学生隔屏互动效果差、学生很难长时间保持注意力、教学效果不理想等。

3、企业教育市场成为新增长点

近年来，教育 To B 市场受到更多关注，除了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巨头入局市场，SaaS 厂商也在利用管理、授课系统等工具推进教育机构信息化转型，头部教育企业则通过强大的研发、服务和管理能力，为中小型教育机构及全日制校提供教研教学等方面的解决方案。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更多线下教育机构和学校选择线上教学，教育 To B 业务需求进一步增长。以钉钉、校宝在线等为代表的 SaaS 厂商，凭借信息采集和管理等服务，在疫情期间收获了大量的线下教育机构用户，并获得了进校机会，在国家深化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大背景下，疫情结束后产品的常态化运用也可能得以实现。[4] 同时，为了应对海量学生触网给厂商的技术以及服务等能力带来的挑战，互联网巨头选择以海量的用户基数和流量优势构筑教育生态壁垒，教育工具类厂商则凭借对教育场景的深入理解打造竞争优势。[4] 可以预见，在疫情结束后，保持客户粘性将成为教育 To B 业务厂商们的重点关注问题。

4、行业整合并购加速

经管近二十年的发展，我国的教育培训市场体量已初具规模，但依然呈现出“大市场，小公司”的分散状态。2018 年以来，随着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对校外培训市场加大监管力度，部分无法适应市场发展的企业被淘汰，如太傻留学、韦博英语等。但同时，优质的教育企业也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据统计，2019 年有 36 家企业融资金额过亿元。

此次疫情加速了行业洗牌，一批经营不够完善、现金流不够充裕的教育机构将被淘汰出局，行业集中度将加速提升。数据显示，75% 以上的机构预计现金流仅能维持最多 3 个月，26% 的机构现金流只能维持 1 个月，49% 的机构现金流能维持到 5 月 [3] 。但从目前形势来看，疫情对行业的影响不会立即随着疫情的结束而结束，很有可能会延续到秋季。

教育作为朝阳行业，疫情过后，行业的发展会更良性，而经历过这场疫情的教育企业也将在行业内扎根更深，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1、地区网络环境和硬件设备差异

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脱贫攻坚力度的加大，中西部贫困地区在线教育条件大幅优化，但偏远地区学校依然处在我国在线教育发展的“最后一公里”。这些学校对于便于偏远贫困地区学生就近入学、促进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加强乡村教育振兴等方面作用明显，但由于教育信息化的基础设施投入巨大、学生生源日益减少以及当地财政困难等原因，直接影响了地方政府对偏远地区学校的信息化投入意愿。

同时，在城市内，虽然城市学校教育信息化的基础设施、网络环境等日趋完善，但城市不同阶层子女家庭网络环境和信息化设备也存在巨大差别。低收入阶层子女和农民工随迁子女在网络环境和上网设备方面都难以保证，如何保证城市弱势群体学生的居家在线学习权益也值得关注。

2、家校配合矛盾凸显

新冠肺炎疫情促进了在线教育方式的普及，但部分家长的信息化素养以及与学校教师协调沟通能力成为居家在线学习的现实难题，家校配合矛盾成为在线教育的重大挑战。例如，疫情期间，有些留守儿童的监护人年龄大，无法掌握电脑和智能手机的操作。同时，在线教育资源良莠不齐、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在线学习时间过长影响视力等问题，也影响了家长对于在线教育方式的信心。并且，部分学生家长对网络的认识不深，依然对孩子上网存在偏见，对在线教育采取抵制和排斥态度。此外，部分自制力弱的中小学生也利用在线教育机会玩游戏，加深了家长对学生在线学习的顾虑。

3、个性化教育需求难以满足

目前，人民日益增长的更高水平、多样化和高质量的教育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教育发展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我国教育行业面临的主要矛盾。在线教育同样如此，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信息化程度的迅速发展，在线教育资源短缺的问题已经逐步缓解。但随着我国中高等收入家庭逐渐增多，对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和更加多样化的在线教育需求日趋强烈，但学校以及线下教育机构的在线教育资源供给有限，尤其是高质量、个性化的在线教育资源少，难以满足不同阶层家长和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4、校外在线培育机构监管不足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促使我国在线教育市场迅速增长，加速了教育行业的信息化转型。但应注意到，在互联网环境下，在线培训企业通常具有野蛮生长的特征，为了迎合家长的短视行为或功利思想，往往会罔顾教育教学的内在规律，忽视网络安全，换取一时的发展，却严重损害了在线学习者的切身利益。[5] 近年来，为改善在线教育市场环境，教育部先后出台了《关于严禁有害 AP进入中小学校园的意见》《关于促进在线教育健康发展指导意见》《关于规范校外在线培训的实施意见》等文件，但依然存在规章制度仍不完善，从业人员的资质标准及专业评价体系缺失，行业认证和准入制度不健全等问题，有待于政府相关部门和行业共同解决。

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新互联网时代是一个智能时代，全球化、电子商务、数字媒体、大智移云区正在成为所有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国十亿级别的手机用户，5G 带来的智能终端物联网和工业互联网增长机会，第四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数字经济形态，以及相关的产业链变革和人才需求，给在线教育带来不同量级的市场，并为在线教育发展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路径。

1、整合数字科技，优化教育资源

首先，以数字技术整合学校提供的在线教育资源，充分考虑学生在年龄、认知、自我约束等方面的差异，制定针对不同群体的开发计划。通过优质在线教育资源的整合、梳理，并结合学生的特点与兴趣爱好，为学生推荐合适、内容齐全、形式多样的教育资源，提高学生在线学习的积极性。

其次，认真落实《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大力支持中西部地区的教育信息化发展，完善偏远地区学校的网络环境和硬件设备，缩小城乡不同学校和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

第三，以数字技术强化平台统筹，建设和部署课程管理平台、教学管理平台，实现各级互联互通。

第四，通过学习资源更新、学习活动安排、学习过程监督和学习问题解决等方式，提高学生在线学习的便捷程度，促进在线学习的效率提升。并通过成立在线学习服务中心等手段，配备专门的技术人员，提供完善的技术支持，及时解决教师和学生在线教育过程中的技术故障。

2、加强数字素养，提升家校合作效率

数字化时代对师生信息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从传统教师向在线教师转变的核心是，认识到自己从知识权威转变为具有共享意识的知识重新配置者和优质教育资源的推送者，从知识灌输转变为个性化学习顾问和教学交互的促进者。[6] 同样，学习者不仅仅是知识的获取者，更是知识、经验和方法的提供者、生产者。

要提升师生信息化素养，应将网上指导、师生互动、作业批阅、学情分析、答疑辅导等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作为培训重点，让教师熟练使用教育资源智能检索工具、跨越时空教学的可视化展示工具和信息化环境下教学评价工具。[5] 并且，通过以信息化技术为基础的课例和教学方法培训，提高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创新能力、评价能力和师生互动能力。同时，针对中小学生自制能力差的特点，应打造由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组成的有机生态圈，积极开展家校合作，优化学生自律能力，以及家长督促学生在线学习的方法。并且，要更加重视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教育，让学生保持对知识的渴望和学习的激情。

3、缩小城乡数字差距，定义未来法律监管

为缩小城乡信息化设备差距、促进教育公平、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相关政府部门应重视偏远落后地区学校的信息化建设，对城市低阶层子女和偏远地区学校信息化投入倾斜。可考虑将城市低阶层子女和偏远地区学校学生的信息化教育纳入新一轮脱贫攻坚计划，保证教育公平，弥补不同地区和人群的信息化教育差距。

同时，应以面向未来的发展角度，进行在线教育法律法规顶层设计，例如，制定在线教育机构从业人员资质标准及专业评价体系，完善在线教育行业认证和准入制度，建立在线教育预付费管理制度和风险金准备金制度等。并且，教育、网信、公安和电信等部门应在协同合作、综合治理的原则下，进一步规划在线教育市场，对市场的不规范行为予以严肃查处。可考虑建立在线教育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负面清单制度，以加强在线教育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行业自律。在线教育行业本身也应制定行业管理规范，加强自我督促，开展行业规范和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