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院作为乡镇媒介化治理实践的研究 ——文化治理视野下安徽省乡镇电影院建设与运营

提要：媒介化治理是对安徽乡镇影院建设运营发展的经验总结。在乡镇电影院的建设中，安徽省以政策引导为核心、以管理督查为抓手、以乡镇本土为依托、以融合发展为特色，通过媒介化治理措施，整合了政策、影片和文旅资源，形成了文化治理视野下乡镇文化发展的实践经验。安徽乡镇电影院的建设打造了更具活力的乡镇文化空间，丰富了乡镇民众的精神家园，带动了相关文化产业发展，成为乡镇文化与都市文化联合的重要纽带，由此形成媒介化的治理框架，这是一种未来定义权。安徽乡镇电影院的建设应聚焦观影主体，以线上线下合力宣传吸引观影，通过多样消费模式培养观影习惯，满足观影需求，不断提升观影体验，扎根本土经验，定义未来生活，创造更好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安徽 乡镇电影院 文化治理 媒介化 未来定义权

近年来，中国电影有个“小镇青年现象”——小镇青年的观影选择成为影响电影票房增减的风向标，小镇青年的观影趣味提升了国产电影在总票房中的占比。这现象一方面体现了“小镇青年”巨大的消费潜力。麦肯锡发布的《2020年中国消费者调查报告》提及，在消费分级的背景下，中低线城市消费新生代将成为中国市场消费增长的新引擎。[1] 这一现象另一方面更表现在我国的影院建设数量及电影银幕数同步快速提升上。仅 2019 年，全国新增银幕 9708 块，全国银幕总数达到 69787 块，[2] 截至 2019 年年底，全国影院数量多达 12408 家。[3] 这些新建电影院中，有很大比例是建在中低线城市和乡镇之中，这些地方原本影院数量不能满足观影需求、观影设施条件欠佳，但是电影观众数量潜力巨大。小镇青年观影需求与乡镇影院建设供给的良性循环形成了经济学意义上显著的帕累托改进 [4] ——如何通过乡镇影院引导新时代的乡镇生活方式不仅是具有文化意义的问题，乡镇影院建设与可持续运营也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经营和治理问题。 

电影是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艺术形式和内容产品，既具有商品属性，又具有文化特性。作为电影放映经营的场所，影院自然也成为面向广大电影观众提供观影服务的重要文化设施，也是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开展文化产业经营和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空间载体。影院的核心是银幕，[5] 正如电影发行放映经常使用的“扩窗”模式借喻的，一块块银幕正如一个个窗口，不仅是投射电影的物质载体，更是一种视觉艺术形态，其拥有可沟通串联的重要功能，成为一种“元媒介”。[6] 银幕定义了电影院的文化属性，进而推动乡镇电影院成为乡镇文化治理的利益相关主体。电影院不仅是文化消费空间，“看电影”也绝非仅仅是文化消费行为。正如文化经济学早已经反复论证的，无论是供给侧还是需求侧，文化消费的外部性极强。因此，看电影可视为提升文化品位、提高人口素质、建设良好社会风尚、建设和谐社会、定义未来生活的有效手段，而基层影院的建设可看作完善乡镇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举措。

在我国众多省份的基层影院建设的进程中，安徽省的实践成为典型，得到关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底，安徽省共有乡镇影院 72 家，银幕 345 块，座位 39287 个。自 2019 年被列为全国乡镇影院建设试点省份以来，安徽省大力开发二级市场和农村市场，乡镇影院建设速度进一步加快，截至  2020 年 4 月末，共在 15 个城市拥有乡镇影院 99 家，覆盖率达 93.75%，影院共拥有银幕 490 块、座位数 57190 个。2019 年，安徽乡镇影院的票房收入达到 2.25 亿元，占全省票房的 11.34%，其中，100 万元（含）至 300 万元的影院 33 家，300 万元（含）至 500 万元的影院 13 家，500 万元（含）至 1000 万元的影院 14 家，有 1 家影院票房收入达 1600 万元。可以说，安徽省摸索并实践了一条乡镇电影院建设、发挥文化治理功能的有效路径。[7]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指出要“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优化城乡文化资源配置，推动基层文化惠民工程扩大覆盖面、增强实效性，健全支持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电影院的设立及电影的放映可视为乡镇文化服务体系的核心环节，更是一种重要文化治理途径。乡镇影院的建设运营因而不仅是经济管理理论而且是文化治理理论的重要实践。根据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的文化治理理论，[8] 文化超越了常常被动在社会中形成并展现历史与社会的性质，转而成为构建社会与历史的行动因素，更是一种内聚于具体社会语境中的实用技术。[9] 立足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在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视野下去看待基层影院的建设，文化设施被赋予了更多的基层治理意涵，成为托尼·本尼特笔下以转变广大人口的思想和行为目标，通过历史特定的制度而形成的一系列治理关系。这成为本文乡镇影院建设的学术层面的分析视角，即安徽省的乡镇电影院不仅是文化的载体更是形塑社会的技术性展现，并会形成安徽乡镇语境下新的一系列治理关系。“在文化治理的理论架构中，文化既是治理的对象，又是治理的手段。”[10] 沙垚立足于此，引入媒介化理论从而建构了分析乡村文化治理的新路径。“媒介化”作为概念术语，最早出现在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学术研究中。后来媒介化学说代表性人物克罗兹将媒介化当作与全球化、个人化概念类似的一个元过程，以此描述和分析正在发生的与媒介相关的社会和文化变迁。[11] 舒尔茨将媒介化进一步具体化、过程化，认为它是一个延伸、替代、融合和接纳的过程，这个过程会带来传播媒介和社会的变化（schulz，2004）。林天强基于媒介对于生活方式的形塑和导向提出未来定义权。周雪光强调近年来社会媒介技术的发展，释放出各种声音，极大地促进了人们间交流。沙垚提出的乡村文化治理的媒介化转向，该“媒介”的前端是文化和价值，后端是实践和操作，所谓媒介化治理便是在这两端之间建立一种良性的、有机的传递和联结方式。[12] 文化治理的发展历程体现出两个发展趋势:一是理论层面的文化治理理论愈发宏大，二是应用层面的地域化特征愈发明显。[13] 本文在应用层面从文化治理视角对安徽乡镇电影院进行分析，安徽的乡镇影院建设无疑是乡镇治理当中正在出现的一种良性的、有机的传递和联结方式。

安徽的乡镇影院在繁荣乡镇文化、促进社会和谐层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基层乡镇的文化宣传阵地、民众精神消费的乐土。由此引出本文聚焦的问题，就是以安徽省乡镇电影院建设运营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安徽省的乡镇电影院在乡镇的文化治理中发挥了怎样的功能，取得了哪些效果，以及如何取得如今的建设成就。本文希冀揭示安徽省在建设乡镇电影院方面的实践经验，并为我国其他地区提供参照与借鉴。

乡镇影院的建设路径呈现媒介化特性。面向基层乡镇和农村的电影放映一直是我国文化市场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完整的现代化电影院形成之前，放映点、数字电影放映机、流动电影放映车等电影放映途径在农村地区形成已久，并凭借视觉层面的出众效果演变为一场场“视觉展演”，成为媒介化的行为艺术或者文化现象。[14]

2017 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第三章“电影发行、放映”，即从法律层面明确规定“国家加大对农村电影放映的扶持力度，由政府出资建立完善农村电影公益放映服务网络，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资农村电影放映，不断改善农村地区观看电影条件，统筹保障农村地区群众观看电影需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农村电影公益放映纳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农村电影公益放映活动给予补贴”。

文化的治理成为依法治理的文化，安徽省的乡镇电影院的建设历程，体现了政策主导的推动力量，呈现出组织、制度与仪式的媒介化要素特征，也展现了基于本土精神文化生活的现实考量。

政府是确立文化发展规划、制定与实施文化政策、规范文化市场及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责无旁贷的主体。国家电影局在 2018 年 12 月 11 日印发的《关于加快电影院建设促进电影市场繁荣发展的意见》中指出，“到 2020 年，全国加入城市电影院线的电影院银幕总数达到 8 万块以上，电影院和银幕分布更加合理，与城镇化水平和人口分布更加匹配”。[15] 同时还指出“，县级城市影院数量稳步增长，有条件的地区加入城市院线的乡镇电影院数量快速增长”。[16] 安徽乡镇电影院的建设正是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以地方政府为主导开展起来的。

2019 年安徽省在被列入全国乡镇电影院建设试点省份后快速响应，首批遴选 12 个乡镇影院进行试点建设。2019 年即新建乡镇影院 19 家，银幕数 99 个、座位数 12172 个，乡镇影院建成数超过年初计划 58%，初步形成了“省级统筹规划，市级具体协调，县（区）属地管理，影管公司发挥市场主体作用、积极参与建设”的推进机制。此外，安徽省充分发挥中央和省级两级电影专项资金作用，加强引导扶持，让乡镇影院“建得起、存得住、能发展”，2018 年起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凡新建三厅及以上的乡镇影院均给予一次性资助 50 万元。在扶持运营层面，2018 年以来，安徽省省级电影专项资金对放映国产片达标的 52 家乡镇影院给予放映奖励，奖励资金 170 万元，由此推动乡镇影院建设步入“快车道”。依照法律和政策得到政府支持的乡镇影院自然成为体现乡镇治理落地的媒介实体。

那么，乡镇影院能建设得起来，还要“运营得规范”。安徽省乡镇电影院的建设伴随着政府制定和实施的管理措施。在服务建设方面，安徽新建乡镇影院 U-key 办理“当天收到申报，当天组织审核”，平均办理时限为 1.5 天，提高审批效率。在市场管理方面，乡镇影院建设被纳入城市主流院线管理，实行了“统一品牌、统一排片、统一经营、统一管理”。在环境督查方面，每年省市两级政府开展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并建立黑名单制度，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在工作指导方面，加强对新建影院的审批指导，对符合条件的新建影院第一时间进行办理，并跟踪建设进度，解决建设中的问题，例如滁州市南谯区就将该区乡镇影院建设列入区深化改革的重点项目，每月一次调度会，确保乡镇电影院的建设获得“持久力”。乡镇影院一经建设成立，便成为观影这个特定行为的媒介化治理主体，并且纳入了院线的组织体系，统一规范的管理成为影院媒介化治理的底层运营逻辑。

安徽将乡镇电影院的建设紧扣地方特色，将其作为乡镇总体发展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省委宣传部（省电影局）要求各级电影主管部门深入开展调研，研究当地特色，结合本地资源，制定适宜发展的规划，激发各地乡镇影院建设活力。按照“因地制宜、分步实施”的方法，安徽省结合不同地市的实际情况探索乡镇影院新的建设和运营模式，并已经初步形成了由投资方投资建设并成立公司自主运营的自建自管模式、由投资方单独新建及影管公司负责运营的自建托管模式和由相关单位在建设商业综合体项目中配套建设影院的项目配建模式，确保了乡镇影院建设不搞单纯的“模式输出”或简单的“复制粘贴”，让每个乡镇影院都能找到当地的生产土壤。因地制宜，灵活运用保证了媒介化治理可持续的活力。

此外，乡镇电影院要真正在乡镇的土壤扎下根脉，还需要与当地文化深度融合，与其他文化设施、文化活动结合起来，影院的运营也体现了媒介化特征。安徽省积极探索电影院的建设与本地文化旅游、乡村文化活动中心的关联。如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明清古村落宣城市查济村，就结合历史文化建设了一家具有典型徽派建筑风格的影院，在影院外观、内部装饰等方面呈现了极具特色的徽派风格，由此借助巧妙的建筑设计彰显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当地文化旅游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滁州市章广镇则立足于当地的乡村记忆馆、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等文化资源，在乡村文化活动中心建设一座兼具公益放映与商业演播的电影院，拓宽了影院自身的文化功能与社会服务范围，探索了“影院服务群众、影院融入旅游、影院促民增收”新路径，由此另辟蹊径，形成了独具特色、公益与商业联动的乡镇电影院运营和媒介化治理之路。而影院与院线和文旅的关系经由制度化，成为观影这个行动仪式化的可持续载体。

安徽的乡镇影院经过整合主体与组织、关系与制度、行动与仪式的媒介化治理三要素，也就是影院组织化、文旅关系化、院线制度化、观影仪式化等措施，取得了文化治理意义上的综合成效。

相比于城市，乡镇呈现更为明显的熟人社会的特征，居民的日常生活具有一定的秩序性，乡镇电影院的出现可视为对乡镇居民精神家园的丰富。年轻人是乡镇电影院的观影主体，并常常携家人、亲朋共同观看，使得看电影成为乡镇居民娱乐、休闲的新选择。安徽乡镇电影院发挥了银幕媒介的文化承载功能，丰富本地居民的精神生活。如安徽观堂影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文勇所说：“在经营上，我们抓住两点，一是年轻人，就是这个地方有工厂，或者是年轻人聚集地，第二是面向学生。因为学生是一个主力的观影群体，他们不单是一个人，可能会带动整个家庭做一些具体性的消费。”[17]

银幕内外串联起民众的个体精神世界与广袤的外部文化世界，电影院成为乡镇居民观看世界、认知社会的“千里眼”和“顺风耳”，这样既可以开拓民众自身眼界，更能够提升整体人口素质。杨文勇说：“它其实是一个重要的窗口，能够让乡镇的老百姓去了解世界，至少在电影文化的消费上，能够做到跟国内同步，跟城市同步，甚至跟国际同步。”[18] 电影院由此成为不同文化交汇的文化载体，对于个体的日常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仪式化的看电影行为，往往成为旅游、购物、娱乐活动触发点，乡镇影院因此成为整合当地文娱活动的核心。电影院作为专门为播放电影所设置的空间存在与文化场所，呈现出一定的公共、集体观看属性。乡镇电影院因观众数量限制，不像城市影院大多包含十个左右的影厅和 1000—2000 个座位，乡镇影院常常包含 3—4 个厅、300—500 座，虽规模不及城市影院，但依然拥有较大的观看空间，且放映设施技术标准不落后。安徽省的乡镇电影院建设不仅在外观上呈现地方文化特色，被塑造为乡镇的鲜明地标，在内部也常常以“看电影”为核心组成各项与电影相关的文化活动场域，形成“电影文化氛围”的空间打造，并延伸到周边产业链条。

安徽省的乡镇电影院以私立为主，许多分布在各个乡镇的商业综合体之中，并带动综合体发展。看电影的消费行为常常不会单独存在，民众在观看电影的同时常常会伴有购物、餐饮、娱乐等消费行为，围绕看电影形成一个产业生态联合体，购物客流、餐饮客流同时为电影院带来稳定的观众流，由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例如位于蚌埠荆山镇的环球激光巨幕影城，利用了荆山镇距离政府所在地较近的地理优势、共享消费人群，并借助小型购物中心的修建满足场地与物业的结构层面的需求，减少影院建设的投资成本。在修建之后，购物中心中的其他娱乐休闲产业陆续集聚，吸引年轻客群，带动乡镇经济发展。

电影一直被认为是城市文化的构成体，我国的电影票房大部分均来自城市贡献。这一方面固然有城市人口集中，文化消费习惯稳固等因素，另一方面也必须考虑到我国乡镇影院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先天不足，老百姓想看电影也无处可看。随着乡镇电影院建设试点实施以来，乡镇的影院逐步显现出强劲的票房增长潜力。上文已经论及，安徽的乡镇电影院不仅发挥了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文化承载功能，也带来了电影文化空间的重塑，更是很好地促进了城市与乡镇在文化上的同频共振。乡镇的电影院不光有电影看，乡间邻里还可以攀谈聊天，看电影成为一项空间游览行为和日常沟通行为。安徽电影集团总经理唐为认为:

乡镇影院的影片宣传和推介也不局限于城市常见的手段，如安徽电影集团总经理唐为所言，“在乡镇的电影宣传，可能宣传载体跟城市不太一样，城市宣传可能是通过网络、户外，在乡镇可能通过一些宣传车、大喇叭来传播的”。[20] 安徽的乡镇电影院目前已经加入城市院线，获取的片单与城市是一致的，但排片数量基于市场需求等因素会有差异，集中于下午和晚上黄金时间。乡镇影院在放映系统、声音展示、座椅设计、空调配置等部分均与城市影院水平几乎保持一致。在每次热门影片播放时节，各类鲜明人物、电影主题、大片体验往往成为乡镇街头巷尾的讨论焦点。电影院走入乡镇，这呈现出都市文化与乡镇文化的巧妙碰撞，乡镇中的电影院也借此演变为乡镇文化与都市文化连结的重要纽带。乡镇电影院的出现不仅带来了经济效益、提供就业岗位、更新产业体系，更改变了城镇文化生态与乡镇空间文化，实现了消费文化与乡镇文化在乡镇语境的交融。

安徽的经验告诉我们：乡镇影院绝非被动的文化承载物，也是形塑在地文化生态的重要媒介和技术力量。这一经验定义了一种新的文化生态和治理关系，并整合形成安徽语境下新的一系列可操作可持续的良性循环，这是一种对于生活方式的未来定义权。所谓“未来定义权”，就是刻画、书写和推动未来世界图景、生活图式和发明创造的权力/权利。[21] 更深入地理解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其治理的时间维度指向发展的现代化、治理的空间维度展现格局的立体化、治理的主体维度呈现多元共治趋向、治理的客体维度中的法治化趋势更加深入、治理的价值维度更关注人民性的价值取向。[22] 因此，在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从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视角，以面向未来的态度去研判安徽乡镇电影院建设运营和发展，结合媒介化治理的规律总结，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乡镇青年无疑是电影院的主要观众群体，但这个群体的复杂性必须经过精准的分析来进行定位。比如杨文勇谈到乡镇影院的观众群体的时候就说：“中国的乡镇其实跟城市一样，差别很大。乡镇影院选址首先的判断维度就是人口数量和经济基础。比如近年来安徽承接了很多长三角工业企业的回流，让很多安徽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比如从苏州回流的婚纱生产企业，主力从业人员都是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们已经在苏州接受了电影文化的熏陶，是有明显的观影诉求的。”[23] 基于对观影群体的考察，现在很多乡镇的影院都建设在主城区近郊。例如六安三十铺镇的中环影城便围绕主城区进行修建，使得其既不会因为距离城区太远而缺乏市场，又不会与城区内部影城直接竞争，还可共享城区带来的消费人群，并更容易找到合适的物业空间建设影院。

与此同时，不能忽视青年群体之外的乡镇常住居民的文化新需求。当下的乡镇电影院票房常常依赖于几个重要节庆或寒暑假等档期，日常营销中乡镇电影院的票务售卖较多地依赖低廉的票价、优惠券等措施，未来安徽电影院运营应在播放日常热门影片的同时努力培养乡镇民众的观影习惯，可播放经典老电影、连结乡镇民众日常生活的一些乡镇主题影片、调节氛围的武打片和喜剧片等，让民众认识到电影媒介的魅力，形成独具特色的电影文化。

我们身处于一个媒介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多重媒介环境深度融合，新兴媒介硬件与服务层出不穷。近些年来，不仅线上观影越来越普及，还涌现出家用投屏设备、单人型迷你电影空间等新型观影手段，院线大电影受到短视频、网络电影的巨大冲击。

在谈及实体影院的时候，我们往往强调其不可取代的视听体验，但对于乡镇影院来说，还应该借助其所处的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的社交场域，设计更多的线下场景，将观众吸引到影院之中。例如在乡镇电影宣发之中保持线下的宣传力度，并以电影内容为核心、以电影周边的文化产品为补充，探索丰富的、具有地域特色的电影节、艺术节、文化节、电影俱乐部等宣传模式，形成既吸引大众观影，又不会造成信息冗杂的多模式宣传途径，更好地发挥电影作为消费文化的作用。

未来的安徽乡镇电影院运营应形成“线上与线下明确分工，实体与虚拟合力共赢”的格局，将影片宣传、票务营销、娱乐互动、IP 运营、文化空间打造、周边产品售卖、餐饮服务合作等多元业态进行良性整合，将观影的文化消费行为与更多线下场景相结合，将乡镇的人口红利与消费升级需求转化为商业价值，打造电影院品牌与文化景观，推动电影院的立体格局形成，也助力乡镇自身的发展。

乡镇的语境不同于城市，历史性与地域性更强，民众的集聚性、社会关系也与城市不同。电影院作为充满都市文化与消费文化特质的文化场所，在建设选址上要着重考虑到文化适应性的问题，将文化接近性、文化原真性和文化异质性巧妙融合，将影院变成融时空于一体的在地体验空间。例如，安徽合肥长丰县的帕加尼激光巨幕影城的建设选址，就是基于合肥市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而使长丰县的人口流量、消费能力获得了提升，可以保证影院的稳定客流。值得一提的是，这家影院的设计独具匠心，围绕诸多经典电影 IP 所打造，既有符合男性消费者审美的美国队长厅、变形金刚厅，也有受到女性消费者欢迎的 Hello Kitty 主题厅，厅内的整体墙体色调、座椅装饰设计等都围绕电影展开，别具一格。在地化反而具有了世界性特征。

因此，安徽乡镇电影院应立足于乡镇各地的经济结构、文化民俗、人口分布、产业结构等因素，垂直管理、细分市场，连结社会经验，选择适宜本地民众观看、具有文化共通性的影片，并拓展至剧情片、艺术片、纪录片、动画片等多种类型，关注本地民众的生活百态、人情冷暖，发挥电影媒介的社会关怀功能；同时，影院可以积极参与本地的文化活动，用短视频、直播等形式讲好乡镇百姓自己的故事，关注电影的社会效益，起到既观照乡镇现实又展示世界百态之效，发挥电影院的多元化展示功能、服务职能，进而更好地发挥电影院在乡镇文化治理中的角色与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24] 安徽的乡镇电影院的建设与运营取得了可喜成绩，但整体而言我国的乡镇电影院建设都还属于起步阶段，未来安徽在体制机制上的探索和尝试更具借鉴价值。

“媒介”的前端是文化和价值，后端是实践和操作，所谓治理便是在这两端之间建立一种联结，将媒介前端精神落地，成为后端的实践，并将主体与组织、关  系与制度、行动与仪式视为媒介化治理的三要素。这种极具经验性的分析使得文化治理找到了一个巧妙的结点，由此将作为对象的文化治理与作为途径的文化治理结合起来。[25] 本文发现，乡镇文化治理并不是时空中独立存在的一环，更不是静止存在的治理行为，而是循序渐进、动态的螺旋上升的建设举措。在经过媒介化的治理之后，乡镇在文化层面必然呈现出新特征、新面貌，这种文化新貌经过更新、沉淀、融合会成为具有地域特色的新的文化与价值，即媒介化的前端部分，由此又通过媒介化的文化治理形成新的媒介化后端，形成媒介化治理的良性循环框架。

电影院作为当今一项常见的文化设施和场所，在乡镇的语境中建设与运营使其具备了极强的文化治理意义。安徽省的乡镇电影院建设是以政策引导为核心、以管理督查为抓手、以乡镇本土为依托、以融合发展为特色展开文化治理的，通过媒介化治理措施，整合了政策、影片和文旅资源，发挥了电影院在文化治理层面的重要功能，成为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乡镇语境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实践经验，为乡镇如何实现治理现代化、完成文化治理，定义未来生活方式提供了经验性的思考和启示。今后我们仍需进一步深入探讨，文化是如何落地为实践、形成有效的治理体系的，我们也期待来自安徽的更多、更新、更深入的思考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