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罗培 赵易凡 关瑞玲 杨霞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任何时候中国都不能缺少制造业”,要求“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作出“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的系统部署,确立了自主可控、风险评估、有序转移三个关键词;2026 年 3 月,《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作为我国首部维护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专项行政法规颁布实施,标志着相关工作从分散规制迈向系统治理;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旗帜鲜明地提出“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并将“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置于突出位置。“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前启后的关键五年,制造强国建设正由夯基蓄势迈向全面跃升。在此背景下,对制造业风险进行科学研判并构建系统性防控体系,既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迫切需要,也是主动参与全球产业治理、提升产业链主导力的战略选择。
“十五五”时期,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底层环境正在经历深刻重塑。其一,全球规则重构,逆全球化与单边主义抬头,美欧以“去风险”为名行“脱钩断链”之实,产业政策的泛政治化色彩日益浓重。其二,AI 范式变革,人工智能从工具跃升为通用目的技术,引发生产组织方式的根本性重塑,“人工智能+制造”成为各国博弈焦点。其三,绿色转型加速,低碳规则从软约束转为硬壁垒,碳成本开始直接计入贸易成本。其四,内需结构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牵引”,对高端供给、绿色供给、智能供给提出新要求。
从国际看,技术遏制升级、产业链区域化、综合成本上升、传统产业边缘化交织出现。2025 年,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多批次将中国先进集成电路、量子计算与 AI 领域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并推出“关联企业规则(Affiliates Rule)”试图封堵规避空间[1];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于 2026 年 1 月 1 日正式结束过渡期进入实质性征收,并计划自 2028 年起将覆盖范围扩展至约 180 种钢铝密集型下游产品,使碳合规责任从原材料延伸至整个工业价值链[2]。从国内看,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全而不优”问题仍然突出,部分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行业“内卷式”竞争向新兴领域渗透,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处于“接力”关键期。
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科技本色、数字特色、实体成色、绿色底色”的四色内涵日益彰显;场景牵引优势突出,超大规模市场为技术迭代提供丰富应用场域;产业梯度转移与“一带一路”合作深化拓展了战略回旋空间;新型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为集中攻关提供了制度保障。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 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 34.7 万亿元,占全球比重约 30%,连续 16 年保持全球第一;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稳定在 25% 左右,趋于合理区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升至 17.1%,装备制造业达 36.8%[3]。与此同时,我国已累计建成 3.5 万余家基础级、8200 余家先进级智能工厂,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 2.8%,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提高到 10.5% 以上[4],标志着制造业正加速向技术密集型与数据驱动型转变,也为以数智手段提升风险预警能力奠定了基础。成绩来之不易,但风险警钟须长鸣。
依据风险源与影响面的差异,将制造业重大风险划分为五大类,并重点揭示其在“五链”中的传导与共振。
外部遏制风险是大国博弈在产业领域的集中体现,主要包括四类:一是技术封锁与断供风险,以半导体设备、工业软件、高端仪器为代表,美国通过实体清单、外国直接产品规则(FDPR)与 AI 芯片出口管制等构建“小院高墙”;二是贸易壁垒与市场风险,除传统关税外,CBAM 等绿色贸易壁垒正重塑高碳行业出口成本结构;三是全球供应链外迁风险,跨国公司“中国+1”策略推动产能向东南亚、墨西哥分散,部分中低端环节存在空心化隐忧;四是规则打压风险,美欧通过数字治理、碳核算标准、产业补贴规则等争夺话语权,试图将我国锁定在规则接受者地位。此类风险的特点是人为性、政治性强,且具有明显的“长臂管辖”外溢效应。2025 年美国进一步通过对外投资审查最终规则,限制对华半导体、量子计算与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并联合盟友构建“可信”供应链生态(如 Pax Silica 宣言),使管制从产品封锁延伸至资本与标准封锁,管制边界持续泛化。
产业链风险根植于我国产业基础能力短板,集中表现为:核心基础零部件、基础元器件、基础软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等“五基”领域的“卡脖子”断链风险;对少数链主企业或进口环节的链主依赖风险;以及极端情形下关键物资的应急保供风险。蒋忠中等(2025)在《供应链韧性:研究综述与展望》中指出,近年来地缘政治冲突与技术遏制等复合型危机持续冲击全球,凸显了供应链的脆弱性[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2023)将供应链韧性与安全的关键科学问题上升为国家层面,强调核心产业供应链的地缘博弈分析与极端中断风险应对[6]。我国虽已建成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但在光刻机、EDA 工具、高端医疗影像核心部件等环节仍存在技术断层,一旦外部断供,易引发连锁反应。
数智化与绿色化转型本身孕育着新型风险。其一,“数智鸿沟”风险:中小企业数字化基础薄弱,与龙头企业的差距可能进一步拉大,形成“数字鸿沟—竞争力分化”的负向循环。其二,绿色转型成本压力:在碳约束趋紧背景下,高耗能行业面临改造投入大、回收周期长的成本困境,绿色贸易壁垒更使出口成本“真金白银”上升。其三,融合发展风险: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不深,定制化、服务化转型中存在商业模式与数据安全风险。其四,传统产业边缘化风险:在资源向新赛道集中的过程中,部分传统产业面临投资不足、人才流失而被过早舍弃的风险。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算力—能耗—绿色”悖论,AI 算力需求激增带来能耗与碳排放压力,与绿色低碳目标形成内在张力。据测算,训练一个大型人工智能模型所产生的碳排放相当于多辆燃油车全生命周期排放,而数据中心耗电已占全球电力消费的相当比重;若缺乏绿电替代与能效革命,智能化转型将与“双碳”目标形成直接冲突,甚至诱发新的对外能源依赖。可喜的是,DeepSeek 以算法与系统工程优化在受限算力下实现逼近国际前沿的模型性能,华为昇腾系列芯片在封锁压力下实现快速迭代,证明“效率突围”可成为化解悖论的现实路径。
结构风险关乎制造业根基的稳固性。国际经验表明,制造业比重一般在达到峰值后下降,但下降过快、过早将陷入难以逆转的“产业空心化”陷阱。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从 2006 年 32% 的峰值回落,2023 年降至 26.2% 左右,2025 年稳定在约 24.7%—25%,总体趋于合理但仍需警惕。风险具体表现为:制造业比重下滑与“脱实向虚”倾向;大中小企业融通不足,专精特新企业虽已超 14 万家但仍需强化;高端供给短缺与中低端产能过剩并存;部分行业“内卷式”竞争抑制创新投入。历史教训是深刻的,部分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后期经历明显去工业化,再工业化难度极大,这一前车之鉴不可不察。从就业维度看,制造业直接吸纳就业逾 1 亿人,并关联数倍上下游就业机会,是稳定就业的“蓄水池”;一旦比重过快下滑,不仅削弱技术创新主战场,更将冲击民生保障与区域协调发展,其连锁影响远超产业自身。
要素与区域风险是支撑体系的短板。人才方面,复合型工程人才、卓越工程师、高技能人才存在结构性短缺;资金方面,制造业研发周期长与资本短期化之间存在周期错配,“耐心资本”供给不足;资源方面,部分战略性矿产对外依存度高,能耗与算力约束趋紧;区域方面,部分地区产业布局同质化、重复建设,区域间分工协作不足,既削弱整体韧性,也埋下产能过剩隐患。
上述五类风险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人才链相互渗透、叠加放大。例如,外部技术封锁(创新链)直接冲击高端装备供给(产业链),引致进口替代压力(供应链),抬高研发融资需求(资金链),并加剧关键人才争夺(人才链);而绿色转型成本(资金链)若传导至中小企业生存(产业链),又可能弱化就业吸纳(人才链)与区域稳定。这种“五链共振”使单一风险具备演变为系统性风险的可能,要求风险研判必须从线性思维转向系统思维、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重构。
主要工业国家在应对产业链风险方面形成了一批可资借鉴的做法,但其路径、工具与代价差异显著,须结合国情辩证吸收。
美国以《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2022 年 8 月签署)为代表,以巨额补贴引导半导体制造回流,并运用出口管制维持技术代差、联合盟友构建“可信供应链”联盟。2025 年 1 月 10 日,美国商务部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CHIPS 计划办公室(CHIPS Program Office,CPO)发布了阶段性总结报告,在可分配的 380 亿美元资金中,CPO 已经批准超过 330 亿美元,并为额外的 30 亿美元签署了初步协议;CPO 已与台积电、英特尔和三星签署拨款协议,到 2030 年末,这三家公司将共同为美国带来 8 座先进逻辑生产设施;2024 年 12 月,CPO 与美光科技签署拨款协议,支持其在纽约州和爱达荷州的三座晶圆厂生产先进 DRAM 芯片,美光科技预计在未来二十年里,在这两个州投资约 1250 亿美元,到 2035 年,美国有望生产约 10% 的全球先进 DRAM 芯片[7]。然而,美国模式的代价同样清晰:一是成本结构性偏高,在美晶圆成本较台湾地区高约 30%,回流产能更贵而非更便宜[8];二是人才瓶颈突出,美国半导体行业预计到 2030 年短缺约 6.7 万名技术人员与工程师[9]。
美国的经验在于以国家战略资源撬动关键产业、以联盟锁定“可信”供给;其教训在于推高全球分工成本、损害自身企业竞争力,且“小院高墙”难以弥合本土制造与封装能力的结构性落差。此外,“长臂管辖”式出口管制亦引发盟友反弹,日本、欧盟在配合美管制时顾忌自身产业利益,凸显单边遏制难以凝聚稳固阵营。
德国:以中小企业专业化与“韧性+效率”平衡筑牢根基
德国制造业比重长期稳定在 20% 以上,制造业一直是其参与国际竞争的“杀手锏”[10]。德国依托“工业 4.0”与强大的隐形冠军企业群体维持制造业韧性,以双元制职业教育支撑高度技能化的工程人才结构。德国经验的核心,是通过中小企业的深度专业化、产业集群协同与“韧性+效率”的平衡,在汽车、机械、化工、电子四大领域形成难以替代的精密制造能力。但德国亦暴露出转型阵痛:2025 年 GDP 增速仅 0.2%[11],汽车产业在电动化转型与全球竞争双重挤压下剧烈波动(如保时捷 2025 年前三季度经营利润同比骤降约 99%[12]),能源危机与数字化滞后并存。
这提示我们:保持制造业比重、夯实产业基础固然重要,但须同步加速绿色低碳与数字化转型,避免“锁定”于传统优势而错失范式变革窗口。德国实施“为德国制造” 6310 亿欧元投资计划,正是以结构性改革对冲风险的回应。
日本出台《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2022 年),在半导体、蓄电池等领域实施战略性自主。其核心载体 Rapidus 公司由丰田、NTT、索尼、软银、NEC、电装、铠侠等龙头企业于 2022 年共同发起,目标重建 2 纳米先进制程本土能力;政府对 Rapidus 的支援累计已近 3 万亿日元,仅 2025 财年即追加逾 8000 亿日元,并计划 2026—2027 财年再投约 1 万亿日元,同时持有“黄金股”、对重大事项拥有否决权。此外,日本以大规模补贴吸引台积电熊本厂落地,并通过海外布局分散风险[13]。
日本模式的启示在于:以国家信用与财政资金“杠杆化”撬动民间资本,形成“政府—产业—金融”长期协同,以国家级冠军企业承载战略自主;但亦需警惕单一技术路线与巨额补贴下的效率与商业化风险。
韩国以“半导体强国战略”(K-Semiconductor Strategy,2021 年)为核心,构建纵贯板桥—平泽—华城—龙仁的“K”字形产业集群。2025 年通过的《税收特例限制法(修正案)》(K-Chips Act)将半导体设备投资税收抵免率由大企业 15% 提高至 20%、中小企业 25% 提高至 30%,研发抵免期限延至 2031 年[14]。2026 年韩国政府联合三星、SK 海力士推出聚焦半导体、物理 AI 与数据中心的“三大超级项目”,将半导体上升为“国家生存战略”支柱[15]。韩国在存储芯片与 HBM 领域已形成全球主导力,并以大规模研发税收抵免维持创新投入。
韩国的经验是:政府规划、财税激励、基础设施、人才培养与国际合作的系统性组合,辅以产学研高度协同;其局限在于设备与材料仍较依赖进口,且高度集中于存储赛道,需防范技术路线与外部市场的双重波动。
综合来看,对我国的启示可概括为五点:非对称创新(在优势领域形成“你中有我”的相互依存)、耐心资本(以长期资金支撑长周期攻关)、场景替代(以超大规模应用场景牵引技术迭代)、战略备份(建设国家战略腹地与关键产业备份)、产业集群安全(以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筑牢空间载体)。华为“备胎计划”在操作系统领域的突破、DeepSeek 以效率优化绕开高端算力约束等案例,印证了压力倒逼自主创新的现实路径。
归结而言,四国路径的共同底色是“以国家力量重塑产业空间”,但工具组合与制度基础各异:美国重补贴与管制、德国重结构与人力资本、日本重冠军企业与协同、韩国重财税与聚焦。我国体量更大、体系更全,不宜简单照搬任一模式,而应以系统思维做“选择性借鉴、集成式创新”,在基础领域取法日本的举国协同与韩国的财税激励,在组织层面吸收德国的集群与双元制,在开放层面警惕美国的联盟排他,最终走出一条自主可控与高水平开放相统一的道路。
基于上述研判,本文提出“防风险、保安全、强韧性、促升级”的总体目标,确立“前瞻预警、分类施策、强基固本、开放稳链、协同共治”的总体策略,并构建“强基础、锻长板、补短板、建备份、优布局”五位一体应对体系。
全链条推进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高端仪器、先进材料等“五基”领域攻关,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优势,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打通“实验室—中试—量产”最后一公里,完善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应用政策。
实践层面,半导体设备国产化加速推进,刻蚀、沉积、清洗等环节涌现出北方华创、中微公司、拓荆科技等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企业;EDA、光刻机等领域亦持续突破。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三期(注册资本 3440 亿元,六大行合计出资 1140 亿元,存续期 15 年)下设华芯鼎新、国投集新等子基金,并出资设立规模 600.6 亿元的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存续 13 年);2026 年密集布局设备、材料、先进封装与 AI 算力,如支持光掩模基板、三维集成键合设备等长期被美日德垄断的环节,标志着产业投资从“补短板”向“谋前沿”升维[16]。
实施新一轮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推广“链长制”统筹资源;建设国家战略腹地与关键产业备份,增强应急保供能力;打造一批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与世界级产业集群。
“链长制”已显现实效:中国中车作为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链“链长”,构建“ 12557 ”总体工作思路与矩阵式管理架构,设立首支链长基金已投资思锐智能、芯进电子等约 5 亿元;一列高速动车组涉及 4 万余零部件、辐射 20 余省份、600 余家配套企业、1500 余家二级供应商,以订单为牵引高效带动产业链协同[17]。中央企业产业链融通发展“共链行动”已有 51 家央企申报、涉及 161 个产业链方向与 106 场专题活动,生动诠释“大手牵小手”的生态共建[18]。与此同时,结合“十五五”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与关键产业备份的部署,将备份能力嵌入国土空间与产业集群布局。例如依托中西部战略纵深建设关键产业备份基地,既分散地缘风险,又带动区域协调发展,使“备份”与“有序转移”形成合力。
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制造”行动与智能制造工程,梯度培育智能工厂;建立工业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体系,发展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与零碳园区;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防范“数智鸿沟”与“绿色成本”演变为结构性风险。
2025 年,我国已建成 3.5 万余家基础级、8200 余家先进级、500 余家卓越级、培育 15 家领航级智能工厂[4];截至 2026 年 3 月,我国累计培育绿色工厂 8336 家,产值占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 22%,带动地方建设省市绿色工厂 1.6 万余家[19];工业互联网平台与“小快轻准”数字化解决方案加速渗透,为中小企业“上云用数赋智”提供普惠支撑;DeepSeek 以算法与系统工程优化在受限算力下逼近国际前沿、华为昇腾在封锁中快速迭代,提供了以“效率突围”化解“算力—能耗—绿色”悖论的本土范本。防范转型风险的关键在于以普惠服务缩小数智鸿沟、以碳足迹标准对冲 CBAM 等绿色壁垒,使转型本身成为韧性来源而非风险策源地。
稳制造: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防止虚拟化空心化边缘化
建立健全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合理降低制造业综合成本和税费负担;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化解部分行业供大于求的阶段性矛盾;强化资本、土地、人才、数据、算力等要素向制造业有效聚集。
从国家层面看,稳制造已形成系统性的政策“组合拳”。2026 年政府工作报告安排 2000 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并发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 8000 亿元撬动社会资本;同时持续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进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着力改善制造业现金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被列为重点任务。地方实践方面,深圳以“工业立市、制造业当家”守住产业空间,划定工业区块线、将“20+8”产业集群迭代至 3.0 版,按产业链逻辑对集群分级分类、精准配置资源。合肥以“以投带引”的耐心资本模式著称,依托国资“四两拨千斤”撬动社会资本,十年陪跑长鑫存储换万亿收益。浙江通过“企业认定、政府认账”的人才评价改革与工业用地出让占比达 70% 的要素保障,为制造业基本盘筑牢了制度与空间底座。
稳制造既要依靠国家层面减税降费、反内卷、强要素的系统性制度供给,也要依靠地方因地制宜的集群培育、空间管控与耐心资本探索;唯有“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发力,在动态平衡中守住制造业合理比重,才能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为新型工业化与制造强国建设提供稳定支撑。
完善产业在国内梯度有序转移的协作机制,推动转出地与承接地利益共享;因地制宜发挥东部地区创新策源与中西部地区配套协作优势;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与海外利益保护。
2026 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实施国家产业转移发展提升工程”,标志着产业转移从区域协调工具升级为关乎产业链韧性与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安排。实践中,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已共建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特色消费品四大万亿元级产业集群,“全国每 7 辆汽车就有 1 辆产自川渝”“川渝生产了全球近 8000 万台笔记本电脑、超1亿台智能手机”,“川渝造”成为中国制造响当当的名片[20]。重庆依托“33618”集群体系,2025 年产业转移对接活动签约 159 个项目、合同金额超 1100 亿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实现核心零部件“3 个系统、12 个总成、56 个部件”全覆盖[21]。四川宜宾以宁德时代为龙头,引进项目 120 余个,构建“基础原材料—电芯—整车—回收”的绿色闭环全产业链,成为全国产业链最全、配套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22]。这些案例表明,有效转移不是低端“腾笼换鸟”,而是“搬链条、造生态”的链式跃升,正形成“研发在东部、生产在中西部”的功能协同新格局。
要将策略转化为行动,需加强保障和支撑。
一是风险预警与应急处置机制。以《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为制度底座,建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运用海关贸易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构建全产业链“控制塔”式监测预警平台,发挥链主企业引领带动作用,建立多来源供应系统与关键物资储备计划,实现从“应激反应”到“前瞻预防”的转变。
二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基础再造政策。全链条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布局概念验证中心与中试验证平台(如陕西 2025 年 11 月通线的西北首条硅光中试线、重庆落地的汽车芯片检测基地等),探索创新过程中的容错试错机制,缩短“实验室—中试—量产”周期。
三是财政金融与耐心资本支持。发挥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三期、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全国社保基金科创专项基金等作用,发展适应制造业长周期特征的“耐心资本”,推广供应链金融,推动保险资金、养老金等长期资本入局硬科技,缓解“周期错配”。同时加大力度清理拖欠企业账款,改善制造业现金流。
四是人才培养与产教融合。推进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培养,完善人才梯度培育体系,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借鉴德国双元制经验,推动“校企双元”育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平均经营年限 17.3 年、研发投入强度 7.1%[23],正是坚守“长期主义”的微观基石,其成长离不开持续的人才供给。
五是标准体系与安全监管。制定供应链安全评估指南,推动标准与国际接轨,以标准引领产业链升级;健全数据安全与绿色监管。结合《规定》第七条“关键领域清单”制度,明确监管落地边界;以碳足迹核算、绿色产品标准积极应对 CBAM 等绿色贸易壁垒。
六是开放合作与多元稳链。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合作与规则制定,在运用《规定》反制工具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拓展“制造+服务”海外经营网络,深化“一带一路”与 RCEP 框架下的供应链协同,以开放促自主、以合作求可控。截至 2025 年,我国已与多个经济体签署自贸协定,RCEP 红利持续释放,中间品贸易与数字贸易、绿色贸易成为稳链新支点,多元布局有效对冲了单一市场的外部冲击。
需要强调的是,风险防控必须把握“度”:避免“过度防控”抑制创新活力,坚持在开放中谋自主、在合作中求可控,把产业规模优势、市场优势和体系优势转化为标准优势、品牌优势和生态优势。
“十五五”时期,我国制造业正处于由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由夯基蓄势迈向全面跃升的关键窗口期。本文的研究论述了我国制造业风险已超越单一类型,呈现出外部遏制、产业链断链、转型失衡、结构空心化、要素与区域约束五类风险交织,并通过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人才链形成系统共振的复杂图景。应对之道,既不能因噎废食走向封闭,也不能盲目乐观忽视隐患,而须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辩证统一中,以系统思维构建“研判—预警—处置—长效防控”全链条治理体系,以“强基础、锻长板、补短板、建备份、优布局”五位一体体系筑牢安全底线、激活升级动能。
展望未来,三方面值得持续深化:一是加强风险研判的量化与智能化,建设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产业链风险“控制塔”,提升预警的前瞻性与精准性;二是完善央地协同、政企协同、大中小企业融通的风险共治机制,将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更好结合;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回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正轨,以构建“共赢链”展现负责任制造大国的担当。唯有如此,方能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从容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而坚韧的物质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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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四川省人民政府.川渝双向奔赴再提速共同唱好新时代西部“双城记”[EB/OL].https://www.sc.gov.cn/10462/10778/10876/2025/1/20/bf1fde9c417842e4bb3e2cd8168b2e0b.shtml
[21] 重庆市人民政府.东西部产业协同跃迁重庆何以成为“核心枢纽”?[EB/OL].https://wap.cq.gov.cn/ykbzt/yhyshj/hzhd/202511/t20251126_15191352.html
[22] 每日经济新闻.构建绿色闭环全产业链四川宜宾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EB/OL].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48124875495623898&wfr=spider&for=pc
[23] 证券日报.专精特新链主协同发展大会在京召开发布《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报告2026》[EB/O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72143548836392921&wfr=spider&for=pc